正是因为喜欢玩，所以这样的皇帝才好控制。

当然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喜欢玩，显然是不正常的。可要是指望这么爱玩的孩子去处理政务，也着实是有点犯难。

可就在唐僖宗上台之后还没有六个月的时候，有人就来给这个儿童皇帝来制造难题来了。

这个人名叫卢携。时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卢携，字子升，范阳人，大中九年进士。

由于之前的业绩干的也不错，在新皇帝上台之后，他当上了翰林学士。走到了这个帝国最顶尖的圈子里面。

既然到了这个位子，那就不能白混，起码得做点什么，于是乎，卢携在新皇帝上任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就先给新皇帝泼了盆冷水。

卢携的奏疏写的是关东和河南水灾的情况，他通过举例子，打比方的方式，让新皇帝了解了现在国家的困难处境，希望朝廷能够管管关东和河南的水灾情况。

唐僖宗虽然是喜欢玩，但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当他听卢携说老百姓因为水灾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也是很难过，于是便同意了卢携要赈灾的请求。

可问题是，皇帝的话虽然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但这也是要分情况的，像唐僖宗这种皇帝，他的话虽然有人听，但有没有人做，这就难说了。

果不其然，皇帝下令之后，下面的官员居然没有一个有反应的，全都当没听见一般，让卢学士的提议彻底变成了废话。

当然，在朝廷里面，这都算是好的，起码说明身边还有人说实话，可到了地方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关东和河南各州县对于水灾和旱灾不仅不如实汇报，反而还努力营造出一片粮食大丰收的景象，把个小皇帝糊弄的是一愣一愣的。

反正就是来回骗，骗完上面骗下面，最终让老百姓全都变成了无业流民，要饭的要饭，饿死的饿死。

朝廷想办事的官员了解不到下面的实情，无法准确进行赈灾，而下面的官员为了讨好上面的官员，拼命粉饰太平，虚报，瞒报灾民数量，甚至还极力从老百姓身上压榨赋税，搞得很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最终，救灾这个问题被这帮糊弄事的官员成功搁置了下来。

地没有了，税不少缴，饭都吃不上，还要替朝廷卖命打仗，算来算去，也就造反还能有条活路了。

在这种残酷的社会形势威逼之下，很多老百姓毅然决然选择了拿起锄头，铁锹当土匪，干强盗。为了生存，他们不光要抢夺当地的官员富户，甚至还要对自己人下手。

各地的州府也因为常年不打仗，兵力空虚，守备松弛，一时之间，起义的势力开始不断地壮大。

在这种大浪潮的驱使之下，一位来自濮州的私盐贩子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名字，叫做王仙芝。

王仙芝是靠走私私盐起家的，基本相当于是唐代的走私犯，属于是典型的犯罪分子。

之前也介绍过，干贩卖私盐这个行当的，基本上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人，早就看淡了生死。王仙芝自然也不例外，但凡敢干这个业务的人，没有点胆量还真是说不过去。

王仙芝确实是有个有胆量的人，在没有造反之前，他就已经是朝廷的重点通缉对象了，在濮州一带，他组建了自己的根据地，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专门用来保护自己的私盐买卖不被朝廷一锅端掉。

不同于《水浒传》中水泊梁山靠抢劫州府维持生计，王仙芝单是靠贩卖私盐这一项业务就能够让他的造反集团跻身大唐上市公司前三强。

在古代，茶税和盐税是维持朝廷军队开支的两大收税项目，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朝廷就曾在郓州，青州，兖州设立过榷盐院（唐代专门用来卖盐的官营机构）。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在大中年间，朝廷一年收盐税的钱就可以达到一百二十一万五千多贯。而大中六年在丰州的胡落盐池一年的产盐量就高达一万四千多石。

当然，唐代除了有官营性质的盐池，也有民营性质的盐池，但本质上盐池和盐田都是归朝廷所有的。朝廷把盐田的盐低价买回去，再高价卖给老百姓，赚取中间差价。

当然，盐的价格浮动也是根据时局情况决定的，在和平时期，基本上一斗是十文钱，而到了开设榷盐院之后，价格就变的比较贵了，到了一斗一百一十文铜钱，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盐之所以挣钱，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因为这是朝廷的资产，个人是无权私自占有的，而像王仙芝这种靠着贩卖私盐起家的行为，自然就是在损害朝廷的利益，来让自己中饱私囊，自然也就成为了朝廷要重点对付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