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壬寅）八月，台州地区兴起了一股起义。

带头造反的人名叫袁晁，是当地一个小小的胥吏。

所谓胥吏，基本上相当于在基层工作的员工（注意，吏不算是朝廷编制的人员，不享受朝廷的相关待遇），不仅工资挣得不多，甚至就连基本的社会保障都没有，逢年过节也没多少福利可发，算是古代的临时工。

这个职业的特点基本上就是，有什么脏活累活通通都得干，但是付出和报酬是不成正比的，甚至有些时候出了事，还需要拉出来背黑锅，当替罪羊（例如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来俊臣）。

这种夹在两边里外不是人的工作，关键是太得罪人了，一般的人是不会一直干到退休的，如果有，那一定是因为钱。

很显然，袁晁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当然，牢骚归牢骚，抱怨归抱怨，活儿还是要干的，毕竟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就算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受着，谁还不是为了个生活。

可现实不仅喜欢跟这种人开玩笑，而且还开的是致命的玩笑。

这一年，朝廷下达了一道指令，任命前户部侍郎元载担任租庸使。

元载，字公辅，凤翔府岐山县人（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唐朝中期宰相。

说起元载这个人，其实也是个从寒门走出来的学子，一步步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混到点起色，却又碰上了安史之乱，没办法，只好跑到江南去避难，等到东西两京收复之后，这才又重新回到了皇帝的视线里面来。

元载是个有能力的人，起码在算账方面，这个能力还是无人能及的，当时在位的唐肃宗李亨也很欣赏元载这块好材料，于是便任命元载来负责唐帝国的财政收支。

元载本就精明，这种工作自然干得也是得心应手，很快便又获得了宦官李辅国的支持，元载算是一路平步青云直上，直至最后当上宰相。

虽然是当上了宰相，可是当时的天下的战火虽然刚平息不久，留下的是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摊子，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多年赤字，入不敷出早已成为常态，很明显，元载的上台，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元载这位老兄实在是太过精明，精明到提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建议都能够要人命。

元载认为，江淮地区虽然经历了刘展叛乱（以后会讲到这个哥们），可是毕竟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就算是再怎么破坏，经济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毕竟朝廷的税收和财政就全指着这个地区来创收了。

新上台的唐代宗也觉得元载的建议很合理，于是便问元载打算怎么从江淮地区征收赋税。

“陛下，自天宝十四年安史动乱以来，生民凋敝，赋税断绝，江淮之地已经有八年没有向朝廷缴纳相关的赋税，臣认为，应该算上八年亏欠的租庸和逃避劳役兵役的人员名单，列一个大概的数目进行征收，毕竟八年动乱，死伤甚多，精确计算是无法做到的，只能取一个大概的数字。”

唐代宗听了之后，觉得元载的建议很好，随即便任命元载去执行，并封其为租庸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