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说不定会死在蔡桓公前头。

因此，医患关系的复杂性让扁鹊们也很难搞定。医生离不开患者，患者也离不开医生，二者虽相互依赖，却又难以相互信任，这是医患纠纷的心理根源。苏东坡就曾写过，宋朝一些吃饱了撑出病来的士大夫们为考验医生医术，不向医生透露自己的真实病情，让医生去猜。在各种现代医学仪器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自然是一件难度系数极高的事，难怪清代有人批评这种现象，称其为“取死之道”，结果就是你死你死你死死死。

患者之所以会这么不相信医生，也是因为庸医太多，不负责任的医生太多。林子大了，难得碰上只好鸟。清代笔记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苏州有一曹姓医生，名声在外，出诊费用也水涨船高，穷人家请不起。有一次，当地一颇有名望的老先生的女儿生病，派仆人去请他。仆人家境贫寒，向来恨曹医生，故意对曹医生说患者有身孕，其实该女尚未嫁人。曹医生到了之后，隔着帷帐号脉，说此女有喜。老先生很惊讶，疑其误诊，次日又请曹医生来，让自己的儿子伪装成女儿，给曹医生号脉，曹医生依然坚持称其有了身孕，结果被帷帐里冲出的壮小伙狂揍一顿，灌了粪水，从此名声扫地。

医生草菅人命自然可恨，患者谎报病情也未必都是为了考验医生，有的患者明明治好了病，谎称没有治好，好克扣医资，类似事件屡见不鲜。

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医生的职责就变得很重大。人们对他的期望就很高。但是医术也是有局限性的，有些事也受到环境的约束，不能很好地发挥医学水平。

事实上，古代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和现在有很多共同点，不过两个途径，一是法律，二是私了。

《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明清时期的法律依《唐律》而来，医疗法规也散见于其他律例之中。如《大明律》卷第十九：“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辨验药铒穴位，如无故害之情者，一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二十六：“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位，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给付其家，不许行医”等。不过，更多人还是通过私了去解决医疗纠纷，因为按法律，庸医杀人也不过是吊销行医牌照，赔些丧葬费，于患者家属来说既解不了大恨，又赔不了大钱。再加上司法本身腐败，打官司的成本不低，所以，大多私了了事。

然而，不管是官了还是私了，医患纠纷总是越来越多，矛盾也越积越深。尤其在道德底线下降的时代，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有则笔记记载了晚明时期的一件事：一医生给人看病，许以无事，病人家花了很多钱，非但没效果，还把人治成瘫痪。病人家心绪难平，派仆人去医生家骂，用鲁奖诗人的大作来说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仆人奉命过去，一会儿工夫回来，问他骂了没有，他说没有，再问他为何不骂，他无奈地摆摆手：“要骂要打的人，多的紧在那里，叫我如何挨挤的上？”

《冷庐医话》里就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古时候，在苏州一代，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医生，此人姓曹，曾被民间称为“曹仙儿”，他还有一个说法也一直在外，“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

相传，当地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先生，因为尚未出嫁的女儿生了病，就派仆人去请曹某来府上诊断。仆人很快就跑去了，这个仆人一直都很讨厌姓曹的医生，在向他描述病情的时候，就故意骗曹某说，“小姐已经怀了身孕好几个月了”，目的是想试试这个“半仙儿”的道行到底有多深。

曹某来到病人的床前，隔着帘子给那位生病的小姐把脉，之后满脸悦色的跑到老先生那里连连道喜，说是千金有喜了。老先生惊讶万分，怀疑姓曹的医生是误诊，嘴里也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老先生又将曹某请来了，这一次他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千金有喜”了。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帘布大嚷：“我男也而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

结果，那位姓曹的医生被狠狠的揍了一顿，还被灌了粪水。曹某“跪泣求免”，仍然还是被剃光了胡子，最后脸上被用粉笔画了一通，才被放走。

那位姓曹的医生从此声名扫地，再也没有人来找他看病了。

《笑林广记》也载这有一则坑医生的笑话：有一户人很穷的人家，由于拉肚子，就去找医生看病，见到医生后说：“我没钱，你帮我治好，我请你吃饭，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医生一听这话，就欣然同意了，就给他免费开了药。那病人把药吃完后，很快就好了，想赖账，他就对医生说：“我还是拉肚子”。按常理来说，这事儿就算赖过去了，但是那个医生偏偏较真，专门等他上厕所的时候过去看现场，看到他拉的都是干粪，怒不可遏地指着他说：“撒了这样好粪，如何还不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