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义救弃婴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满后，主动要求到贫穷落后的山东密州（今诸城）任职，担任该州的最高长官“知州”。当时密州的百姓生活很困苦，苏轼便跟百姓同甘共苦，帮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有一次，他跟同僚刘庭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了一个用包裹裹着的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弃婴，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他下令州府的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中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发给抚养费，两年内就救活数十名弃婴。

两年后，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一次，他从一位读书人那里得知，当地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听了很痛心，立即提笔给本地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封信——《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并请朋友将这封信当面交给太守。在这封信中，苏轼首先诉说了让他“闻之心酸，为食不下”的弃婴恶俗的惨状：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向，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在列举了一些悲惨事例后，苏轼又提出对杀婴者绳之以法的建议：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若以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为避免杀婴事件的发生，他还建议对那些养不起孩子的穷人给予救济：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在救助弃婴上，苏轼不但仗义执言，给地方官员献计献策，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在上书鄂州太守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慈悲、正直的邻居谷某担任会长，让一个和尚当会计。“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用来买米、买布、买棉被;还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不再抛弃，便赠予金钱、食物、衣裳等。他自己虽然囊中羞涩，也给“救儿会”捐了十缗钱。他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便是一件大喜事。

北宋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命作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阅卷中，当副主考将一篇立论新颖、文情并茂的奇文上呈于他，这位文坛领袖在击节赞叹的同时，也记住了文中一个他此前根本不曾见过的典故。

苏轼的“想当然”试卷拆分后，才知晓此文出自苏轼之手，于是，他就请教这个年轻人：“‘皋陶杀人和帝尧救人’一典出自何处？”闻言，苏轼笑道：“恩师，学生在《三国志》中，曾读到一个‘曹操夺取幽州’的故事。打败袁绍后，曹操就将掳获而来的袁绍之子袁熙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听说这个事甚为不满，随即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中编了一个故事说，周武王伐纣获胜，掳获了妲己，便赐给其弟周公旦。曹操见信后大惑不解，因为所有史书都记载妲己为姜子牙所杀，怎会被武王赏赐周公旦？但孔融是当代大儒，该是言而有据。于是见到孔融时就问起此事，孔融说：‘我以今日之事揣测古人，只是想当然，并无出处。’曹操闻之颇为心服。学生文中所说的典故，亦如孔融，也是想当然耳。敬请恩师见谅！”听苏轼这么一说，欧阳修禁不住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想当然’！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是只知子瞻，不闻老夫矣！”

好读善用、勇于创新，从苏轼的“想当然”之中，欧阳修看到了他的卓尔不凡，于是便时时予以提携，终使其名扬四海，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