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顺天时报》上有一篇短评，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今录其全文如下：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问题。贪生怕死，蝼蚁尚然，善恶也是另一问题。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所以我对于这次党案的结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来。

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说这一般党员，大半是智识中人，难道他们的智识连蝼蚁都不如么，难道真是视死如归的么？要是果真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干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馆界内秘密行动哩？即此可知他们也并非愿意舍生就死的，不过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顾利害，甘蹈危机，他们却万料不到秘密竟会泄漏，黑幕终被揭穿的。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这一般人的写照。唉，可怜可惜啊。

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们也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外国人所写的中国文，实字虚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恕的，又古语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意见不同也不足怪。现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写出荒谬的思想，来教化我们，这虽是日本人的好意，我们却不能承受的。……照我们的观察说来，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维新志士为不如蝼蚁，便不应该这样来批评党案，无论尊王与共产怎样不同，但以身殉其主义的精神总是同的，不能加以岐视。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生重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诲我们。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什么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报上记载的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日本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八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英国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却还没有用这种阴险的手段来办《顺天时报》给我们看，只有日本肯这样屈尊赐教，这不能不说是同文之赐了。‘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呜呼，是亦汉文有罪焉欤！”

这样的前后搞了四年，白花了许多气力，总写了有十多万字吧，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结果还是时局变化，张作霖终于在北京也站不住了，只得退出关去，那时《顺天时报》也就只好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