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日本管窥续

《日本管窥之四》搁浅了一年有半，于廿六年（一九三七）六月十六日这才写成，——花了这些时候，究竟想出了什么结论来了呢？结论是有了，可是不能说好，但是此外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说了。因为答案是一个不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不能了解，结果是宣布日本研究小店就此关门，却也十分适当的。这篇文章虽发表出来，可是杂志就未能发行，也不曾收到文集里去，直至解放后有一年曹聚仁先生来北京看我，我把解放以前的旧稿给他看，承他携至香港，于去年春间把《乙酉文编》的第二分印了出来，距原作的年月差不多有二十四个年头了。

《管窥之四》继承上面的意思，从别的方面来求解说，那篇文章上有一节云：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点，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句话有点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来，预备写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能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很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其一，藏本失踪事件。

其二，河北自治请愿事件。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