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聂荣臻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会战，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在枣宜作战中，日军本无意于长期占领宜昌，但受德军6月14日占领法国首都巴黎的鼓舞，改变初衷，决定占领宜昌，以便直接威胁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5月18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10]。[4]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1940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11]。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的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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