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在初二到上海浦东新区向吴东方的叔叔吴兴宏拜年，并顺便了解他投资的情况。

从江河市开车到上海市区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由于市区拥挤，我们找到吴兴宏花了一个半小时。

吴兴宏住在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的金茂大夏602楼的一个套间，面积虽只有一百平方米左右，但这里寸土寸金，是世界跨国公司的云集之地。

他能住在这里，也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也许来中国有几年了，他一见我俩就行了中国的作揖礼，然后对我俩的招待是“中西合璧”——冲的是法国咖啡，食品却是上海本地的云片糕和云南的七彩花生。

他的神态和语言一点都没有摆出长辈的架子。

吴东方首先将我向他叔叔作了介绍，说:“首先要请叔叔原谅，我们结婚前，正遇上爷爷逝世，后来补办了一个旅行结婚的仪式，没能邀请叔叔参加。

今天我们来您这里，一是向您拜年，二是按爷爷和我父亲的嘱托，来向您询问在中国投资的情况，以免我们少走弯路。”

吴兴宏说:“我到中国第二年才知道，中国过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在南方要到元宵节，北方要过了二月二龙抬头才算结束。

你俩初二就这么远赶来向我拜年，可见叔叔在你们心中的分量还是比较重的，我感到很高兴。”

接着，他向我们作了解释:爷爷逝世时他为何未能参加葬礼，那是因为在此前的半年，他发生了一次意外的车祸，导致右腿数处骨折，为此在医院躺了八个月，也耽误了许多重要事情，说起来非常遗憾。

他又问我们:“你俩向我了解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是主要出于对我的关心还是你俩自已也有这个意向？”

吴东方说:“二者兼而有之。”

吴兴宏点点点，道:“我知道了，应该主要是后者。

那我就不带任何偏见地说一下真实情况和感受。

来中国投资前，我的信心并不是很足，那时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不够了解。

来了四年，投资纳米材料和生物医药共15亿元人民币，一年半后开始回收，至今已经收回成本，今后十年内，我的总收益不会低于100亿人民币。

这种稳定的高回报，在全世界也是难得。

这里面的根本原因，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尤其是浦东大开发、大开放，比当初以深圳为中心的改革层次更高。

因为上海本来就是很重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其影响力和配套力远非当时的深圳可比。

更重要的是，它不再是以短期的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优惠为主，而是以制度创新为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这种制度的创新一旦兴起，就只会向前，而不会后退，这让所有在浦东的外资企业都放下了心。

并且，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增长极，其辐射面很大，尤其是对长江三角区辐射更强。

二是中国的市场前景广阔。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富起来了。中国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群在不断壮大。

所以呀，你们如果能来浦东投资，叔叔首先表示欢迎，因为，我又多了几个陪伴。”

吴东方说:“叔叔，您能选对方向、时机、地点，在上海赚大钱，我们由衷为您高兴。但是，我和雨菡的主要投资兴趣是中欧文化交流方面的，比如说书籍、影视等等，这些大概在浦东不一定受欢迎吧？”

吴兴宏说:“文化项目要进来恐怕有难度，就是进来了，也赚不到大钱呀。”

吴东方说:“这是我和雨菡的兴趣所在，有时候兴趣跟赚钱一样重要。”

吴兴宏微微一笑:“这倒也是，人各有志。就拿你爷爷来说吧，就是偏爱中国古董，为此耗费了不少心血。

最后……最后好歹也留给了你一个博物馆。”

吴东方说:“有关爷爷博物馆的事，我要首先感谢您不在继承权上与我计较，我和雨菡能够到中国来投资，也有您的很大贡献。

现在，我们想听您说说在中国投资有什么不利的方面。”

吴兴宏说:“东方，你年纪虽轻，但对投资国能考虑到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这说明你比较成熟了。

对于你刚才所提的问题，我有两点要提醒你：

一是中国政府官员中有些人的政绩观和私有财产观比较扭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环境。

二是中国目前的房地产过热，一些挂着科技和文化牌子的项目实际上都是炒房地产。这种经济结构、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未来也许会影响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

我插话道:“叔叔，你这两点说得很到位。我父亲是江河市市长，您所说的这两个问题，我父亲也常常担心。”

吴兴宏说:“我只是信口开河，如果说得与令尊大人相吻合，那我就很高兴了。如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他。”

他喝了一口咖啡，突然一敲桌子，“噢，说说话连吃饭也忘了，我请你们到56层中餐厅好好品尝一下上海菜。”

我俩跟着叔叔走出了房门……

我们在56层吃过中饭后，叔叔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张江高科他的工厂基地去看一看，然后在上海住一晚，晚上与我们一起观赏黄浦江的夜景，我俩考虑到这样会打破我们原来的计算，便谢绝了他的好意，告别后开车返程了。

我怕吴东方太辛苦，返程时便主动要求开车。

在车上，吴东方问我:“你对我叔叔的印象如何？”

我说:“他既是个商人，又不是个一般的商人。”

吴东方问:“这话何解？”

我说:“说他是个商人，是因为他考虑问题的核心可用‘赚钱’两个字来概括；说他不是一般商人，是因为他能看准浦东开发带来的机遇，有一点战略眼光。

还有他对中国弊端的分析，用的虽是委婉的语言，但可看出他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吴东方说:“其实从小到大，我对我叔叔的接触和了解并不多，只是从爷爷那里知道了他以往的一些情况。

爷爷说，他本来想让我父亲成为实业家，叔叔成为科学家或大学教授，但叔叔从纳米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希望创业，爷爷也就支持了。

法国家长对子女的独立，不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在于思想上的独立和职业上的自由选择上。叔叔在中国浦东的投资，也许能让他走向辉煌。”

我说:“比起法国的这种鼓励独立，现在中国的家长就显得严重欠缺了。

他们绝大多数人对子女从小到大一直扮演着规划师的角色，这种角色，就削弱了子女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