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点钟，阿尔贝像个霹雳似的落到博尚家里。贴身男仆事先知道他要来访，当即把他领进主人的房间，博尚正在准备洗澡。

“怎么样？”阿尔贝问他。

“呣，可怜的朋友，”博尚说，“我正等您呢。”

“我这不来了。不用说，博尚，我相信您光明磊落，心地高尚，绝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那不会是您，我的朋友，您捎给我的信，也证明了您对我的情谊。所以，我们别浪费时间，就开门见山说吧：您可知道是谁把事情捅出去的？”

“一会儿我几句话就能告诉您。”

“好，不过我的朋友，您先得把这桩可耻的卖主求荣的勾当，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一下。”

于是，博尚对被羞辱和悲痛折磨着的年轻朋友讲了事情的经过，下面我们把他的话简要地复述一遍。

两天前的早晨，另一份报纸（不是《大公报》）刊登了那则消息，这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公众知道那家报纸是政府的喉舌。博尚见到这条消息时正在用早餐；他顾不得再吃东西，当即吩咐叫了一辆轻便马车，一路赶往那家报馆。尽管博尚跟那家报馆的经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仍然是好朋友，这种事有时，或者不妨说是经常会有的。

他走进办公室时，那位经理正摊开自家的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巴黎要览上一篇关于甜菜糖的文章，这篇文章大概正出自他的手笔。

“嗨！好呀！”博尚说，“既然您老兄手里就有报纸，那我也不必对您申明来意了。”

“莫非您也对甘蔗有兴趣？”官方报纸的经理问。

“不，”博尚回答说，“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我是来谈另一件事的。”

“什么事？”

“有关莫尔塞夫的那条消息。”

“啊！对，没错：这事可真有点怪，是吗？”

“怪到我觉得您得当心落个诽谤的罪名，打场不定是输是赢的官司呢。”

“没事。我们收到这份来稿时，还拿到了全部旁证材料，拿得准德·莫尔塞夫伯爵是不敢声辩的。何况，向民众揭露沽名钓誉之徒的可耻行径，也应该说是恪尽职守、为国效劳吧。”

博尚愣了一下。

“究竟是谁这么一五一十把事情捅给你们的？”他问，“这事是我们报纸开的头，后来由于证据不足就偃旗息鼓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比你们更热衷于揭发德·莫尔塞夫先生，因为他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而我们是反对派。”

“哦！事情很简单。这条引起轰动的新闻，并不是我们去挖来，而是自个儿送上门的。昨天，有个从约阿尼纳来的人，把这包奇怪的材料送到我们报馆。当时，他看到我们拿不定主意，就对我们说，要是我们不登，过两天这条消息就会登在另一家报纸上。说实话，您也知道，博尚，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现在这一炮已经打出去，而且打响了，整个欧洲都有了反响。”

博尚明白，事已至此，他只能认输了。他沮丧地离开那家报馆，写了一封信差人送给阿尔贝。

但有些事他是没法写信告诉阿尔贝的——我们下面要讲的那些事，是在信使出发后发生的。

当天，贵族院里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在平日安静沉稳的议员们身上，普遍可以看到这种情绪激昂的表现。几乎人人都提前来到了会场，都在谈论这个可悲的事件，这个事件势必会引起舆论的关注，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显赫机构的一位著名成员身上。

有人在低声读着报上的这则消息，有人在发表议论，凭各自的记忆交换一些细节情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补充得更为完整。德·莫尔塞夫伯爵平日里跟同僚们关系并不融洽。就跟所有的暴发户一样，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势。老资格的贵族嗤笑他；有识之士疏远他；出身名门的显贵本能地看不起他。伯爵原本就处在这种充当赎罪祭品的尴尬境地，如今一旦被天主指定为祭献的牺牲品，大家当然对他群起而攻之。

只有德·莫尔塞夫伯爵本人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他没有看到刊载这则有损他名誉的消息，一早只是写了几封信，试骑了一匹马。

他按平日的时间到达贵族院，昂着头，目光骄矜、步态傲慢地走下马车，穿过走廊进入大厅，全然没有注意到执达吏的迟疑态度和同僚们打招呼的冷淡神色。

莫尔塞夫进场时，会议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

尽管伯爵，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神态和举止都跟平时毫无两样，但是在周围的人们眼中，他的神态举止却显得比平时更傲慢不逊。这种情形下他居然还来出席大会，在那些妒羡他的名声的同僚看来，无异于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因而，在场的人一直认为他有失体统，有些人认为他故作姿态，也有人认为他有意侮辱大家。

很明显，整个贵族院在酝酿掀起一场辩论。

人人手里都拿着那份揭露丑闻的报纸；可是跟往常一样，每个人都在犹豫，不想担起发难的责任。终于，一位老资格的议员，德·莫尔塞夫伯爵的宿敌，走上了讲台。他那庄重的神情，表明发起攻击的时刻到了。

一阵令人难堪的静默。只有莫尔塞夫一人还蒙在鼓里，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如此聚精会神地聆听一个平时不见得很受欢迎的演讲者发言。

演讲者先说了几句开场白，声称他要讲的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神圣，和整个贵族院生死攸关的大事，要求各位同僚注意听他发言。伯爵对这段开场白全然没有在意。

但演讲者提到了约阿尼纳和费尔南上校，德·莫尔塞夫伯爵顿时神色大变，脸色一下子白了。在座的议员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伯爵一人身上。

精神上的创伤有其特别之处，它可以隐匿起来不让人看见，却不会真正收口。伤口始终在作痛，稍碰一下就会淌血；它们张着口子，鲜活鲜活地留在心头。

那条消息在肃静中读完后，一阵轻微的骚动掠过会场，但当发言人似乎又要接下去讲的时候，整个大厅立即又变得鸦雀无声。这位发难的议员讲到他心中的不安，讲到这桩任务的艰巨；他声称自己正是为了维护德·莫尔塞夫先生以及整个贵族院的名誉，才要求对这些如此棘手的私人问题进行辩论。最后，他在结束发言前，要求迅速安排一次听证会，以便在谣传未及扩散前将其挫败，还德·莫尔塞夫先生以清白，恢复他在舆论界历来享有的地位。

莫尔塞夫在这突然袭来的灾祸面前垮掉了，他浑身打战，茫然失神地望着周围的同僚，嗫嚅着说不出话来。这种畏缩的神情，既可以看作有罪之人的愧疚，也可以看作无辜之人的惊愕，这种神态为他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真正宽宏大量的人，每当对手遭遇的不幸超过他们的仇恨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往往会萌生出一种同情心来。

议长将举行听证会的动议付诸表决；表决方式是以坐着或起立表示赞成或反对。最后决定举行听证会。

议长问伯爵需要多长时间准备自己的辩护词。

伯爵在感觉到自己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打击居然还活着以后，又恢复了勇气。

“各位议员先生，”他回答说，“像这样一场由此刻大概正躲在暗处的匿名的敌人操纵的攻击，将它击退是根本不用花什么时间的；我必须立即以一声响雷来反击曾在霎时间照花过我眼睛的那道闪电。但愿我能不是进行这样的辩护，而是洒出我的鲜血来向诸位证明，我是无愧于和你们坐在一起的！”

这番话给在场的人留下了一种对被告很有利的印象。

“因此，”他说，“我要求尽快举行听证会，到时我将向议院提交一切必要的材料，以保证结论的有效性。”

“您要指定一个日期吗？”议长问。

“从现在起，我随时听候议院的处置。”伯爵回答说。

议长摇了摇铃。

“在座各位是否同意，”他问，“今天就举行听证会？”

“同意！”全场异口同声地回答。

大会推选十二位议员组成听证委员会，负责审查莫尔塞夫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听证会定于当晚八点在会议厅举行。如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将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会议。

这一决议宣布后，莫尔塞夫要求允许他退席；他要回去把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一下，以他那种狡黠而倔强的性格，他早就未雨绸缪地对这场风暴有所准备了。

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就是博尚告诉阿尔贝的情况，不过他的讲述比我们干巴巴的叙述生动得多，因为当时事情还在进行之中，现在则已经是时过境迁了。

阿尔贝听博尚讲述时，浑身在颤抖，时而抱着希望，时而感到绝望，时而愤怒，时而羞愧；他出于对博尚的信任，知道父亲是有罪的，所以暗自在想，既然他是有罪的，他怎么能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呢。

说到刚才那儿，博尚打住不说了。

“后来呢？”阿尔贝问。

“后来？”博尚重问一句。

“对。”

“我的朋友，您这是要强我所难了。我说，您真要知道后来怎么样？”

“我一定要知道，我的朋友。与其从别人那里，我宁可从您这儿知道。”

“好吧！”博尚说，“那您就打起精神来听吧，阿尔贝。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勇气。”

阿尔贝伸手在脑门上摸了摸，想证实自己是有力量的，正如一个行将为保卫生命而进行殊死搏斗的人摸摸自己的护胸甲，弯弯自己的长剑一样

他感到很有力量；他错把情绪亢奋当作精力旺盛了。

“来吧！”他说。

“当晚，”博尚往下说，“整个巴黎都在注视事态的进展。许多人声称您父亲只要一出场，就能使指控不攻自破；也有不少人说，伯爵根本不会到场。有些人煞有介事地说，看见伯爵动身去布鲁塞尔了，还有人跑到警署去打听伯爵是否真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申领过护照。

“我承认我也千方百计找门路，”博尚继续说，“终于说动了听证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贵族院一位年轻的议员朋友，他答应把我夹带进去旁听。七点钟他带着我来到会场，趁开会的人都还没来，把我嘱咐给一个执达员，那人把我藏进一个类似包厢的地方。前面有根柱子挡着，我置身于黑影之中，这样我就有办法从头至尾看见和听见即将发生的一切了。

“八点整，所有的人都到了。

“时钟敲了最后一下，德·莫尔塞夫伯爵走进会场。他手上拿着一些文件，神情看上去很平静，衣着讲究而朴素，而且按照老军人的习惯，上衣排纽从下往上一直扣到颈脖，但举止中没有了往常的那种威严。

“他的出场造成了很好的效果：委员会的人并不都对他抱有敌意，其中有几个成员走到伯爵面前，来跟他握手。”

阿尔贝听到这些细节，觉得自己的心在碎开来，但在悲痛之中，又夹杂着一丝感激之情。对这些在父亲落难之际向他表示这般尊重的人，他真想去拥抱他们。

“这时，执达员走进会场，把一封信交给议长。

“‘您请发言吧，德·莫尔塞夫先生。’议长一边拆信，一边说。

“伯爵开始为自己申辩，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阿尔贝，”博尚继续说，“他的发言非常雄辩，极有演说技巧。他出示的文件，证明约阿尼纳总督直到最后关头还是对他极其信任，委派他去面见皇帝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谈判。他出示的一枚戒指，是传递总督旨意的信物，阿里帕夏通常把它作为印章，加盖在信封的火漆印上。当时帕夏把这枚戒指给他，是为了让他无论白天黑夜，一回来就可以直接进宫，甚至进后宫面见帕夏。遗憾的是，伯爵说，谈判失败了，当他赶回去保护他的恩主时，帕夏已经死了。不过，他说，阿里帕夏直到临死前，依然对他宠信有加，把自己的宠姬和女儿都托付给了他。”

阿尔贝听到这儿，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刚才他一边听博尚往下讲，一边在脑海里浮现出海黛叙述的故事，记起了美丽的希腊姑娘提到的这次谈判使命、这枚戒指，以及她被卖为女奴的经过。

“伯爵的发言反响如何？”阿尔贝不安地问。

“我承认我听得很感动。委员会的成员也都跟我一样很受感动。”博尚说。

“这时议长不经意地往刚才送来的那封信瞥了一眼。可就这么看了一眼，他的神情立即变得专注起来。他看了一遍，又重看一遍，然后眼睛盯住德·莫尔塞夫先生说：

“‘伯爵先生，您刚才告诉我们，约阿尼纳总督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了您。’

“‘是的，’莫尔塞夫回答说，‘可是在这件事上，我也同样是厄运临头。我回来时，瓦西丽姬和她女儿海黛都已经不见了。’

“‘您认识她们吗？’

“‘我跟帕夏关系极为亲密，他对我的忠诚极其信任，所以我见过她们不下二十次。’

“‘她们后来情况怎样，您是否有所了解？’

“‘是的，先生。我听说她们很忧伤，而且可能处境很悲惨。当时我没有钱，生命也受到威胁，所以没法去找她们，对此我深感遗憾。’

“议长让人难以觉察地皱了一下眉头。

“‘诸位，’他说，‘你们已经听到了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所作的解释。伯爵先生，您能否提供几位证人，证实您刚才所说的话呢？’

“‘唉，不能了，先生，’伯爵回答说，‘在总督身边生活过，了解我在宫中情况的那些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我相信，我是我的同胞中唯一在那次战乱中幸存的人。我所有的，只是已呈交阁下的阿里-台佩莱纳的信函，还有那枚作为传旨信物的戒指，它现在就在我手上。最后，我还有一件能够提供出来，作为最确凿的证据的事实，那就是在有人匿名发难以后，始终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对我的正直和坦诚，以及毫无污点的军人生涯，提出任何非难。’

“一阵表示赞同的低语声，掠过整个会场。这时，阿尔贝，要是没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冒出来，您父亲的这桩公案就胜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