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不瞒您说,”维尔福夫人说,“我对神秘的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学问像诗一样需要想象,又像代数方程那样可以用数字来求解。不过还是请您讲下去吧,您说的这些知识我太感兴趣了。”
“那好,”基督山说,“比如说,假定这毒药是番木鳖碱,您第一天服一毫克,第二天服两毫克,那么,十天以后,您就能服一厘克了。然后您每天加一毫克,再过二十天,就能服三厘克了,也就是说,您服用这个剂量不会感到任何不适,而对一个没有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的人来说,这个剂量已经非常危险。最后,一个月过后,倘若您和别人用同一个水壶喝水,您就能让和您一起喝这水的人中毒致死,而您自己,若不是也会稍有不适,简直连水里掺有毒质这茬儿也觉不出来了。”
“您知道这种毒剂有什么解毒药吗?”
“我不知道。”
“我常常一遍又一遍地读米特里达梯的传记,”维尔福夫人若有所思地说,“总觉得那些故事好像是杜撰的。”
“不,夫人,他的传记不同于一般的故事,那都是确有其事的。不过,夫人,您对我说的这些事,以及您问我的这些事,想必不是随便想到的,因为两年以前您就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而且您长期以来一直这么关注米特里达梯的传记。”
“的确如此,先生,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两门课就是植物学与矿物学。后来我懂得了,药草的使用方式往往标志着东方民族的历史和个人的经历,就像花儿标志着恋情一样,这时,我恨不得自己生来就是个男子,可以成为弗拉梅尔[5]、封塔纳[6]和卡巴尼斯[7]那样的人。”
“还有,夫人,”基督山说,“东方人并不像米特里达梯那样只把毒药当作护胸甲,他们还把它当作匕首。科学在他们手中不仅是防御的武器,往往还是进攻的武器。前一种用于对付肉体的痛苦,后一种用于对付敌人。他们用鸦片、颠茄、安古斯都拉树皮、蛇木和桂樱,让那些想唤醒他们的人昏睡过去。人称名媛淑女的埃及女人、土耳其女人和希腊女人,有哪一个不会利用化学配制让医生目瞪口呆的毒剂,又有哪一个不会利用心理学做出让忏悔神甫魂飞魄散的举动?”
“真的吗!”维尔福夫人说,她眼里闪出的亮光,跟这场谈话似乎并不相干。
“哦,天哪!是真的,夫人,”基督山接着说,“东方的神秘悲剧都是这样开场和收场的,有了叫人喜爱的植物,也总有让人致命的植物;有了为人打开天堂之门的饮料,也总有把人推下地狱的饮料。人的生理和心理千变万化、千奇百怪,而这些药物同样也是千差万别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这些化学家凭借高超的技艺,完全能根据自己爱的需要和复仇的愿望,分别配制相应的解毒药和毒药。”
“先生,”少妇说,“您在东方社会里度过了一生中的部分时光,这些社会当真就像我们从这些美丽国家听说的故事那么荒诞不经吗?一个人在那儿杀了人,竟然可以不受惩罚吗?加朗先生[8]笔下的巴格达和巴士拉岂不就是这样?这些社会由苏丹和大臣主宰,他们建立了在法国称为政府的国家机器,他们是真正的哈伦[9]和大祭司,他们不仅姑息纵毒犯,而且只要他作案手段高明,还可以让他当上首相,甚至把他的下毒经过用金字刻下来,供自己消遣解闷。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夫人,这样荒诞不经的事情,即使在那些东方国家也已经没有了。那儿也有警官、预审法官、检察官和鉴定人,只是名称和我们不同,服饰也完全不一样。在他们那儿,绞死罪犯,砍脑袋,甚至对罪犯处以木桩刑,都只是小菜一碟。而那些罪犯又特别狡诈,自有一套躲过法庭、以巧妙手段达到目的的办法。在我们这儿,一个被仇恨或贪婪迷住心窍的傻瓜,满心想除掉一个对头或者灭掉一个长辈的亲戚,会去一家杂货店,报一个假名——他不知道其实这比用真名更容易露馅——他借口家里有老鼠,吵得他睡不着觉,买了五六克砒霜。倘若他头脑活络的话,他还到五六家杂货店分头去买,结果使被认出的可能性增加了五六倍。买来毒药以后,他就给那对头或长辈服用,剂量之大简直可以毒死一头猛犸或是一头大象。结果服下药的人痛得哇哇直叫,左邻右舍全都给惊动了。于是来了一大帮警察和宪兵,医生也给唤来了。医生对死者做了解剖,从胃袋和肠子里刮出好些砒霜。第二日,上百家报纸登载这条消息,死者和杀人犯的名字都见了报。当天晚上,一家或者几家杂货店的老板跑来说:‘砒霜是我卖给他的。’别说是一个人来买,即使有二十个人来买过,他们也都认得出来。于是那个下毒的傻瓜被逮了起来,关进监狱,受审对质直到上断头台。或者,倘若罪犯是个稍有身份的女人,她就会被判终身监禁。你们那些北方人以为化学就是这么回事,夫人。我不得不承认,德吕[10]要比这高明得多。”
“有什么办法呢,先生!”少妇笑着说,“他们只有这点能耐。美第奇和博尔吉亚的秘方不是人人都有的唷。”
“现在,”伯爵耸耸肩膀说,“您愿意听我说说这些荒唐事的起因吗?这是因为在你们的剧院里——我看了正在上演的剧目的脚本,至少就这些脚本来看是这样——常常会见到某些演员吞下一瓶什么药水,或是咬一下戒指上的宝石,然后就直挺挺地倒下死了。五分钟后,帷幕落下,观众也就走了,根本不知道谋杀案的下文是怎样的。他们既看不到佩着绶带的警官,也看不到带着四个士兵的伍长,这就让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您只要离开法国,去阿勒颇[11]、开罗,或者就去那波利或罗马也行,您会看见街上走着一个个腰杆笔直、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的人,而假如那个裹着披风的瘸腿魔鬼[12]正好和您擦肩而过,他却会对您说:‘这家伙中毒已经三个星期,再过一个月就要死了。’”
“这么说来,”维尔福夫人说,“他们找到托法娜药水的秘方喽。可我听说,佩鲁贾这种有名的药水已经失传了。”
“哦,天哪!夫人,这世上真有什么东西会失传吗?各种技艺都会不胫而走,满世界地跑的呢。有时只是变了个名称而已,一般人就被蒙住了,其实变来变去还是一回事。毒药不是对这个器官,就是对那个器官起作用,有的作用于胃,有的作用于大脑,有的又作用于肠子。比如说,服了某种毒药的人会咳嗽,咳嗽引起肺部发炎或者别的什么在医书上有名目的疾病,反正最后都有致死的可能,即便不死,那些庸医也会把他们治死。一般说来,那帮医生的化学知识都很可怜,他们开的药治不治得好病,真是天晓得。于是,一个人就这么不着痕迹地死了,法律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些事情,我都是听我的一位朋友说的,他就是西西里岛达奥米纳修道院可敬的阿德尔蒙特神甫,这位了不起的化学家对他的国家的这类现象做过深入的研究。”
“这真可怕,可也真有趣,”少妇说,她刚才一直凝神屏气地在听,“不瞒您说,我还以为这些故事都是中世纪的创造呢。”
“对,有这可能,但是这些创造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完善。倘若不是为了使社会日臻完美,时间也好,奖励也好,勋章、十字章和蒙蒂翁奖也好,要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人只有在能像天主那样既会创造又会破坏的时候,才能变得完美。人已经懂得怎么破坏,但整个旅程仅仅走了一半。”
“所以啊,”维尔福夫人说,她始终要把谈话拉回到那个话题上来,“博尔吉亚、美第奇、勒内、拉格利[13],也许以后还有德·特伦克男爵[14],现代的悲剧和小说中大肆渲染这些人的毒药……”
“这些毒药并非等闲之物,夫人,而是艺术品,”伯爵说,“您以为真正的学者会那么平庸,仅仅满足于对付某个个人吗?不。科学研究看重的是峰回路转,是出奇制胜,甚至可以说是异想天开。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就做过许多惊人的试验。”
“是吗!”
“可不是。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吧。他有一座很漂亮的花园,里面种了蔬菜、鲜花和水果。他选了一种大家都爱吃的蔬菜,比如说就是卷心菜吧。接连三天,他用砒霜溶液浇灌这棵卷心菜。到了第三天,卷心菜开始发蔫变黄,他就把它摘下来。这棵卷心菜外表还不错,大家都以为它已经成熟了,只有阿德尔蒙特神甫知道,这棵卷心菜中了毒。他把这棵卷心菜带回家,抱来一只兔子——阿德尔蒙特神甫养了很多兔子、猫和豚鼠,其数量不比他的蔬菜、鲜花和水果少——他让抱来的兔子吃那棵卷心菜的叶子,兔子死了。有哪个预审法官敢对此吹毛求疵,有哪个检察官会因马让迪先生或弗卢朗斯先生[15]毒死几只兔子、几只豚鼠或几只猫起诉他们呢?没有。所以,兔子死了,法律不会出面来追究。阿德尔蒙特神甫吩咐厨娘把死掉的兔子开膛破肚,把内脏扔在一堆厩肥上。厩肥上有只母鸡啄食了这些内脏,第二天就死了。而就在它临死前抽搐挣扎的当口,飞来一只秃鹫(阿德尔蒙特那地方秃鹫挺多),它冲向母鸡尸体,把它叼到一块岩石上,饱餐一顿。那不幸的秃鹫自从吃了那一餐后一直感到不舒服,三天后在云端飞翔时突然一阵眩晕,凌空栽了下来,掉进了您的鱼塘。那些贪食的白斑狗鱼、鳗鱼和海鳝争先恐后地去咬秃鹫。好,假定第二天这条鳗,这条白斑狗鱼或是海鳝,也就是说第四轮的中毒者,上了您的餐桌,那么您的客人就是第五轮中毒者了。这位客人经受了八到十天肠胃剧痛、心脏难受和幽门脓肿的折磨,终于一命呜呼。尸体解剖后,医生说:
“‘患者死于肝肿瘤或是伤寒。’”
“您把这么些事情串在一起了,”维尔福夫人说,“可是随便出现一个意外就会破坏这个因果链。秃鹫可能那时候没有飞过来,也可能后来掉在了鱼塘百米开外的地方。”
“这就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啊:在东方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化学家,就要能够把握偶然。这是可以做到的。”
维尔福夫人若有所思地听着。
“可是,”她说,“砒霜是消除不了的。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吸收,只要剂量大到足以致死,它在人体内总会留下痕迹。”
“说得好!”基督山大声说,“说得好!这正是我向可爱的阿德尔蒙特提的问题。
“当时他想了想,微微一笑,用一句西西里谚语回答我,我想法国人也说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一天之内创造出来的。那要用七天呢。你星期天再来吧。’
“下一个星期天,我去了。他不再用砒霜溶液浇灌卷心菜了,这回用的是马钱子碱的盐溶液,学名叫rbr[16]。卷心菜看上去一点不发蔫,兔子当然也不会起疑。不过,五分钟过后兔子死了。母鸡啄了死兔子,第二天也死了。这时我们充当秃鹫带走了母鸡。解剖开来一看,没有任何异常症状,见到的只是一般病兆。除了神经系统紊乱,有脑溢血症状以外,任何器官都没有特殊征象。所以,解剖的结论是母鸡死于中风,而不是被毒死的。我很清楚,母鸡中风非常罕见,但人中风却是常有的事。”
维尔福夫人听得愈来愈入神了。
“让人庆幸的是,”她说,“这种毒药只有化学家才会配制。否则这世界上会有一半人要去毒死另一半人了。”
“化学家能配制,喜欢化学的人也能配制。”基督山漫不经心地应声说。
“再说,”维尔福夫人说,她似乎竭力想摆脱萦绕在脑际的某些念头,“不论犯罪的手段有多高明,罪行总是罪行。即使能逃脱人间的惩罚,也逃不过天主的眼睛。在怎么看待良心的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聪明,他们谨慎地取消了地狱的观念,这一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喔,夫人,像您这样高尚的人,头脑里有这种顾虑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仔细分析一下,您的顾虑也就可以打消了。人类思想丑恶的一面,可以借用让-雅克·卢梭的一句话来概括,这句话您想必是知道的:‘举手一指,五千里外中国大官死于非命。’[17]人的一生在这类梦想中度过,聪明才智也消耗在了处心积虑的谋划之中。真的傻到往人家心口捅一刀,或者往人家的菜里投毒,靠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剂量的砒霜来收拾人家,这样的人毕竟是少而又少的。这实在是太古怪、太愚蠢了。要那么干,血液的温度得升至三十六摄氏度,脉搏得跳到九十跳,精神也得超常亢奋才行。但如果我们按语言学常用的办法,换一个含意比较模糊的同义词,就可以说您只是排除一个障碍而已。您无非就是让挡您道的家伙挪个地方,您无须去干卑劣的谋杀勾当,不必跟人冲突,不必诉诸暴力,不必使用让人皮肉受苦的器械,因为一旦动用那些东西,死去的人就成了殉难者,动手的人就成了严格意义下的r[18]。而要是没有血,没有惨叫,没有挣扎,尤其是在完事的那一瞬间,没有那种惨不忍睹的情景,那您就完全可以逃脱法网,没人会来对您说:‘不准扰乱社会!’这就是东方人干这类事每每得手的经验之谈,他们都是些严肃而冷静的人,大事临头沉得住气,不计时间得失,不达目的不罢休。”
“难道不会受到良心谴责吗?”维尔福夫人暗自叹了口气,声音激动地说。
“对,”基督山说,“说得对,幸好还有良心这东西,要不然做人就太不幸喽。我们每次下手过后,总有良心会来拯救我们,良心总能让我们找出一千条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尽管这些理由在法庭上未必站得住脚,未必能保住我们的性命,但是它们看上去冠冕堂皇,足以让我们坦然安睡。比如说,理查三世除去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良心就帮了他大忙,因为他可以对自己说:‘他俩是一个残忍而暴虐的国王的孩子,他们秉承了父亲的恶习,只有我才能从他们童年的性格中认出这种劣根性;这两个孩子阻碍我为英国人民造福,他们将使英国人民遭受万劫不复的苦难。’同样,良心也帮了麦克佩斯夫人[19]的忙,不管莎士比亚怎么说,她并不是为丈夫,而是想为儿子弄到一个王位。哦!母爱是一种伟大的天性,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力,出于母爱,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原谅;这不,在邓肯被杀死之后,倘若麦克佩斯夫人没有良心这个诡辩家来为自己开脱,她不就真的太不幸了吗?”
德·维尔福夫人如饥似渴地听着伯爵的每一句话,这些闻所未闻的警句,这些令人心颤的诡辩,从伯爵嘴里说出来,既像无心言之,又像内含讽意。
沉默片刻后,她开口说:
“您知道吗,伯爵先生,您是位可怕的辩论家,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未免太无情了吧!莫非您是通过蒸馏器和蒸馏罐在观察人性,所以才把世界看成这样的吗?但您讲得对,您是一位了不起的化学家,您给我孩子用的药剂,那么神奇地救了他的命……”
“哦!请别把它说得太好,夫人,”基督山说,“一滴这样的药剂,足以使奄奄一息的孩子恢复生命,可是用上三滴,可能就会让血液涌入肺部,使他心跳过快;六滴,就可能抑制他的呼吸,引起比原先更严重的昏厥;十滴呢,就足以让他送命。您想必也瞧见了,夫人,当他无意间要去碰这些药瓶时,我是怎样赶紧把他给挡住的吧?”
“这么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毒药?”
“哦!不,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得明确这一点,‘毒药’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医学上,医生使用的药品有时候要毒得多,但只要按处方的剂量服用,这些药品照样是治病的良药。”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的朋友,那位杰出的阿德尔蒙特神甫精心配制的药剂,用法也是他教给我的。”
“噢!”德·维尔福夫人说,“那它想必是一种很有效的镇静剂。”
“非常有效,夫人,您刚才已经亲眼看到了,”伯爵答道。“我常用它,当然,用得极其谨慎。”他笑着补充说。
“这我相信,”德·维尔福夫人以同样的语气说道,“我这人呀,体质过敏,特别容易昏厥,我还真需要一位像阿德尔蒙特这样的医生给我配制一种药剂,让我可以保持呼吸畅通,不必担心哪天会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就此送命。不过,既然这药剂在法国无法觅到,而那位神甫大概也不会为了我专程到法国来一趟,我只好继续服用布朗什先生给我开的镇静剂;薄荷精和霍夫曼滴剂对我来说还是挺管用的。瞧,这就是我让他特地为我备制的片剂,用的是双倍剂量。”
基督山把少妇递过来的玳瑁匣子打开,很内行地嗅了嗅药片的味道。
“做得很精致,”他说,“但药片必须吞服,对昏厥过去的人来说,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我还是更喜欢我的特效药。”
“那当然,我亲眼见过它的药效,我当然也更喜爱它喽。不过这想必是一种秘方,我可不敢冒昧请您割爱哟。”
“可是,夫人,”基督山起身说道,“我想请您赏脸让我献个殷勤,收下这东西。”
“哦!先生。”
“但请您千万记住,用小剂量,它是一帖良药,用大剂量,可就是一种毒药了。用一滴可以救人性命,这您已经看见了;而只要用五六滴,那人必死无疑,尤其可怕的是,倘若把它滴在葡萄酒里,酒是不会变味的。得,就此打住吧,夫人,要不我真有好为人师之嫌了。”
六点半的钟声刚响过,仆人来通报说,德·维尔福夫人的一位女友到了,她是约好来和女主人共进晚餐的。
“倘若我已经有幸见过您三四回,伯爵先生,而不是才第二回,”维尔福夫人说,“倘若我有幸是您的朋友,而不仅仅是刚受过您恩惠的人,我一定会执意留您吃饭,而且想必不会第一次开口就自讨没趣的。”
“我心领了,夫人,”基督山答道,“可我也已有约在先,不能食言,我答应了今晚陪一位女友去看戏,她是一位希腊公主,还没去过巴黎歌剧院,想让我带她去见识见识。”
“那好吧,先生,可是别忘了我的药方。”
“怎么会呢,夫人!要忘掉药方,我就得先忘掉在您身边度过的美妙时光:这是不可能的。”
基督山躬身致意,走出房门。
维尔福夫人仍在出神地冥想。
“真是个怪人,”她自言自语说,“我看哪,他的教名只怕就叫阿德尔蒙特吧。”
基督山呢,结果之成功,超出了他的预期。
“瞧着吧,”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说,“这是一块沃土,把种子撒在上面,我不信会结不出果子。”
第二天,他信守诺言,把那张药方送了过去。
[1]佩鲁吉诺(1445—1523):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盛期代表人物拉斐尔(1483—1520)的老师。
[2]托法娜药水:一种毒药。亦称佩鲁贾药水。十七世纪末,一个名叫托法娜的西西里妇女在那波利发明了这种以砒霜为主要成分的慢性毒药,起名“巴里的圣尼古拉甘露”公开出售,造成600人致死的后果。1719年托法娜被判处绞刑。
[3]米特里达梯(?—公元前63):本都王国国王。据称会说22种语言,并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各种植物类毒药的性能和用法。
[4]奈波斯:公元前一世纪历史学家。著有《统帅传》,其中记述了米特里达梯的事迹。
[5]弗拉梅尔(1330—1480):法国富翁,相传精通炼金术,能从石头里炼出金子。
[6]封塔纳(1730—1805):意大利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对蝰蛇的毒性有独特的研究。
[7]卡巴尼斯(1757—1808):法国哲学家,生理学家。第十六章中曾提到此人。
[8]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一千零一夜》的译者。虽然译文中多有不确之处,但他的译本对法国好几代读者均有极大影响,大仲马本人也深受其影响。
[9]哈伦·赖世德(公元766—公元809):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一千零一夜》中描述了他的宫廷生活。
[10]德吕(1734—1777):法国多次投毒的谋杀犯。他的受审和处决在当时均引起轰动,影响一直延续到两代人以后。
[11]阿勒颇:叙利亚北部城市。奥斯曼帝国时期近东最大的贸易中心。
[12]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会把书中人物住所的屋顶掀起,让读者看见屋里的场景。
[13]勒内·弗洛朗丹是美第奇家族成员凯瑟琳的占星师,科西莫·拉格利则是专为凯瑟琳制作香料的化学家。
[14]德·特伦克男爵(1726—1794):德国探险家。曾在监狱中度过许多年头,1791年被指控为奥地利间谍,后被处死。
[15]马让迪(1783—1855)和弗卢朗斯(1794—1867)均为法国著名生理学家。
[16]拉丁文:蛇藤属马钱子。
[17]卢梭的著作中没有类似的说法。倒是夏多布里昂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并借此发问:倘若只要举手一指,就能杀死一名远在中国的官员,一下子成为富翁,而且无须担心会被人发现,那么大多数的人会不会干呢?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也把以令人生疑的方式致富的人称为“杀了中国大官”而致富的人。
[18]拉丁文:杀人者,凶手。
[19]麦克佩斯夫人:莎士比亚戏剧《麦克佩斯》(一译《麦克白》)中麦克佩斯的妻子。她怂恿丈夫杀死堂兄弟邓肯一世并自立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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