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唐戴斯。是的，先生，这个埃德蒙·唐戴斯似乎弄到了工具，或者自己制作了工具，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连通两个牢房的地道。”

“挖地道显然是想逃跑啰？”

“一点不错。可是那两个犯人运气不好，法里亚长老得了一种全身肌肉僵直的怪病，突然死了。”

“我明白了；这样他们的越狱计划就只能中止了。”

“对死者，是这样，”德·博维尔先生说，“但对生者却不是。这个唐戴斯反而趁机从监狱里逃出去了。他大概以为伊夫堡死掉的犯人也会埋在寻常的坟场，就先把死者搬进自己的牢房，然后钻进收尸袋从里面缝好，想等下葬后逃走。”

“这样做很冒险，看来他还有几分胆量。”英国人说。

“哦！我已经说了，先生，这个人相当危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倒霉，政府倒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此话怎讲？”

“您不明白吧？”

“不明白。”

“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犯人死了，就在他的脚上绑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扔进海里了事。”

“哦？”英国人应声说，仿佛他还不很明了。

“嗯，他们在唐戴斯脚上绑上一只三十六磅重的铁球，把他扔进了大海里。”

“真的吗？”英国人大声说。

“真的，先生，”督察长说，“您能想象得出，越狱的犯人感觉到自己在笔直地往下坠落，会吓成什么样子吗？我真想在那一刻看看他那张脸。”

“这可不容易。”

“可不是！”德·博维尔说，他已确信那二十万法郎能保住了，所以心情很好，“可不是！不过我能想象喔。”

说完，他放声大笑。

“我也能想象。”英国人说。

他也笑了笑，但那是英国式的矜持的浅笑。

“这么说，”英国人迅即敛住笑容说，“这么说，越狱的犯人淹死在海里了？”

“毫无疑问。”

“也就是说，典狱长一下子就除掉了一个狂人和一个疯子？”

“一点不错。”

“这件事情，应该有一份书面材料存档吧？”英国人问。

“有，有死亡证明。您知道，唐戴斯如果还有亲属的话，他们会打听他究竟是活是死的。”

“要是他还有些遗产的话，他的亲属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喽？他肯定死了？”

“肯定死了。假如他们需要，我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

“那好吧，”英国人说，“我们还是回头谈谈档案吧。”

“对，一说起这件事，话头就扯远了。对不起了。”

“干吗对不起？就为说了这事儿？完全不必，我听得挺有趣呢。”

“可也是。那么先生，那个可怜的神甫的有关材料，您是不是看一下呢？他倒是挺斯文的。”

“好呀。”

“请到里间来，我这就拿给您。”

两人走进里间。

果然，所有的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上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格。督察长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圈手椅里，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一一放在他面前，让他随意翻阅。然后督察长拣了个墙角的位置坐下，看起报纸来。

英国人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有关法里亚长老的卷宗。不过，德·博维尔先生刚才叙述的那个故事，似乎也让他很感兴趣，因为他看了几页，就又找出了埃德蒙·唐戴斯的卷宗来看。卷宗里材料很全：告密信、审讯记录、莫雷尔的请求信、德·维尔福先生的批复。他悄悄地把告密信折拢，放进衣袋里，接着再读审讯记录，看见上面并未提到诺瓦蒂埃的名字。他又浏览了一下标有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日期的那封请求信，由于当时拿破仑在位，所以莫雷尔听从代理检察官的劝告，在请求信里有意夸大了唐戴斯对帝国事业的贡献，而此信一经维尔福批复，唐戴斯为拿破仑效力就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了。看到这儿，埃德蒙全都明白了。这封写给拿破仑的请求信，维尔福扣了下来，第二次王朝复辟时它就成了检察官手中的一张王牌。埃德蒙在档案上看到自己名字下面的那几行字，也就不再感到太吃惊了：

埃德蒙·唐戴斯

狂热的波拿巴党人，曾积极参与厄尔巴岛事变。

须绝密关押并严加监视。

页面下方还有几个字，看上去笔迹有所不同：

无须复议。

不过，他把页面上方的那几行字迹，跟莫雷尔请求信上批复的笔迹一比较，就看出它们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也就是说，都是维尔福的手笔。

至于下方的那几个字，英国人猜想大概是某个巡视监狱的官员加上的，也许那人曾对唐戴斯的案子表示关注，但看到档案上的定性结论，他也就作罢了的。

我们刚才说了，督察长出于谨慎，不想影响法里亚长老的学生查阅档案，离得远远的自顾自读着《白旗报》。

因此他没有看见英国人折起告密信放进衣袋，这封告密信是唐格拉尔在雷瑟夫酒店的凉棚下写的，上面盖着马赛邮局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钟的邮戳。

不过，话该这么说，由于督察长对这张纸并不看重，而对他那二十万法郎又非常看重，所以他即便看到了英国人在做什么，即便知道那样做不好，想必也不会提出异议的。

“谢谢，”英国人重重地合上档案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该我来履行诺言了。您只要写一张债权转让书，确认收到全部款项，我就可付钱给您了。”

说完，他把办公桌前的位子让给德·博维尔先生。督察长不再客气，赶忙坐下去写转让证书，而英国人则在档案柜边上点数现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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