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报警吧？”

董戈突然目光如炬，斩钉截铁地说：“算了。”

似乎再不想再多说什么，拿了块毛巾捂着头，独自走了。

从那天以后，董世恒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开怀大笑，直到父亲去世。但从那年到父亲去世的十年内，是家里剧变的十年。虽然董家从来就不缺钱，但没想到父亲居然在这十年内为家里创造了那么多财富。而更没想到的是，父亲会在家业到达巅峰之际，用一根细麻绳结束自己的生命。

董戈的发家，外人看来是运气。解放后，他也进了改造营，两年后，土改期间，本是隘城富商身份的董亥，突然破天荒地捐出所有家产，据说有十根金条，茶厂所有权也主动交予政府，算是变成集体共有了。李征和杜俊修念在他们思想进步，有改过自新的觉悟，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反而是把茶厂的管理继续保留给董亥，而改造成功的董戈则去管理罗溪的茶场。在集体时代，管理权并不能产生什么财富，但董亥的社会地位则随着每年的茶场的收效水涨船高。虽然董戈在罗溪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但隘城的商人圈子里，早已是声名鹊起。七十年代，董戈逐渐从被雪藏的状态走出，在公开场合活动，基于当时急需的物质需求，隘城又打算建立糖厂，玻璃厂，农机厂，零食加工厂。基于董戈的成功管理茶场经验，他被任命为糖厂的厂长，兼任农机厂副厂长，后来又派到零食加工厂做副厂长，基本上是身兼数职的状态。70年代隘城和下辖的乡镇人口暴增，糖和零食一直供不应求，效益极好。等到了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开始后，本以为需求会有所缓和，但此时的计划经济已经基本结束，老百姓手里开始有些钱，反而更加刺激了需求。82年，董戈突然辞去所有国营工厂的厂长副厂长职务，然后沉寂了三年，到85年，他自己办了一家糖果加工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全是他个人投资。至于投资的钱哪里来，说法不一。官方说法是政府贷款，也有传闻说他日本的亲戚资助，因为工厂里有日本进口的全国最先进设备，而也有一个离奇的版本，这个版本到底是谁传出来的不清楚，但几乎没人相信。据说董亥在解放前曾经靠茶叶生意，药材生意，以及店铺租金，加上罗溪的茶场等产业，聚集了大量财富，而且董亥似乎总有先见之明，能赶在货币贬值之前将手里的现钞变换成黄金，为了不被新政府抄家，他将金条全部藏在城外的一个树下，然后把实业全部捐给政府，保住性命。到了八十年代，董亥死了之后，他儿子董戈把金条又挖了出来，涨了几倍的黄金此时固然是硬通货，换成钱买了设备办了厂。这个版本之所以不被人信服，除了太过传奇色彩，更多的是没人相信董亥居然会舍得到死都不拿金条出来享受生活，反而是死在又破又旧的罗溪老家。所以，更多的人是相信前面两种传闻，但董戈本人直到死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回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