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地主就是中国封建的基石，顾名思义“地主”，即土地的主人者也。

新中国曾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改造旧社会的过程中将农村阶级划分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这种划分正准确反应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基层的生态结构，在赵峥从小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意义的地主往往成为吝啬、刻薄、残酷剥削底层农民的代名词，然而现实中地主与地主也是有不同的，准确的来说地主也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享有政治特权的世族地主，其代表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臣王安石，晚年在江宁府半山买田，他儿媳王萧氏，舍给半山报宁寺的庄田，随手就是一千亩。而另一种占了绝大多数的则是没有特权的庶民地主，他们其实和我们现代人一样，或是自己白手起家，勤俭熬出本钱，买田置地，或是从别的途径得了第一桶金，或是继承下祖辈积攒的土地，成为了超出自己家庭耕作能力之外的土地的所有人，开始雇佣短工、长工、乃至佃农来耕作自己的土地，严格意义来说，属于拥有资本，并利用资本创造额外价值的一群人。

与特权地主不同，绝大多数庶民地主都经历了漫长到甚至几代人的积累和辛勤劳作，在中国农村数千年里任何一次得病，或者天灾，或者，都可能使他们的努力白费。也不是每一个地主都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反而乡村“基础建设”，比如修桥、补路、打井等的主要出资者。

钱家洞临河背山，北高南低，由于地势的问题，灌溉不便，适合耕种的土地不多，也就不到两万亩地，这地又分上中下三等，真正的好田不到一半，但之所以说钱家洞村算得上是小康之村，一方面村里最大的地主钱华仁也就有个一千多亩地，村里也没有周扒皮式的恶霸地主，半数家庭都有地可种，村里又多有靠手艺吃饭的，以补土地出产不足，有打铁的梁家、制陶的薛家、做织丝的周家……村里虽说种田养桑仍是根本，手艺人家倒是占了一小半，真正的贫农佃户也就几十户人，只要官府盘剥得不紧，没有大灾，村里人的日子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赵峥想挣钱做买卖，找到钱怀仁，说明了自己的困扰，得了实惠的里正自然也帮着他出主意，现在无外乎又是多了个修厕所的匠人，若是在汴京、真定这样的大府，少不得要申请个牙贴（营业执照），但在这山高皇帝远的乡间，那还不是里正的一句话，倘若真能办成，村里多这一份税源，倒是帮了里正的忙呢，何乐而不为？

得到里正的首肯，赵峥也就名正言顺地拉下脸来做买卖了，没有专利保护，赵峥只得搬出里正来，请了薛家，以每件陶器增加两成的价格签了独家供货契约，有里正出面，又增加了利润，薛家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在赵峥画了张将厕所推广的县里府里的大饼之后，陶匠薛大郎欢欢喜喜地在他看不懂的契约上按下了手印。

经过赵峥一番成本核算和计划之后，“梁氏营建”的幌子就正式地挂在了“梁家铁铺”旁边。这建造一个厕所的价格也根据具体要求，主人家是否有劳力出工，明码标价，最便宜500文就能建个带蹲坑的露天旱厕了，算算也就相当于普通下户三五天的开销，而对赵峥来说算上雇工人工，成本却还不到一半，其中利润不可谓不丰厚。自打幌子挑出，原本准备白瞟的相邻自不好意思再开口。

所谓“没有不开张的油盐铺”，农村里自古就有攀比之风，在里正等家的口碑和不无炫耀地自发宣传下，凡是出得起钱的地主富户纷纷都来下单，甚至争着比着往豪华了盖，赵峥自然美滋滋，光是自己带着铺里的狗娃很快就忙不过来了，好在修这厕所本来就没多么复杂的技术，钱家洞这木工瓦匠也是不缺，赵峥一边出钱雇人，更是听从梁老汉建议收起了学徒，美滋滋地做起了“包工头”。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门修厕所的买卖竟然办的格外红火，平均每天动工的工地不少于十个，赵峥脚后跟打后脑勺地穿梭在村里的各个工地，指导着徒弟们和雇工赶着进度，不断而来的陶器订单，让薛大郎也乐得眉开眼笑，直把赵峥当财神看待，可突然而至的大量订单也令薛大郎疲于应付，直呼忙不过来。

接连几次出现薛家供不上陶器的事儿后，薛大郎主动找上赵峥，两人一拍即合，口袋里已小有财货的赵峥出资，二人合股再建一窑，请来里正作保，二人又订立了份契约，在赵峥看来薛大郎生产陶器的瓶颈在于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原本的手工作坊模式，所有陶器的生产都由薛大郎和他两个徒弟完成，三人虽都技术娴熟，但整个生产过程中的采料、练泥、拉坯、修坯、晒坯、施釉、烧窑都需要师徒三人全程参与，显然从生产效率上显得比较低效，其次从工艺上即使是技术含量最低的陶管，薛大郎依旧采用手工拉坯的工艺，虽成品品质一流，但在赵峥看来性价比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