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搬到了我们市的另一端：坝上街。在搬到这个地方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这一带大多都是父亲单位的北方人，也听说了他们是一群很野蛮的人，而到了那以后我更知道了真是名不虚传。

我父亲的单位是从事矿山开采的，从东北移过来的，先是到了省城，在省城招了一批像我父亲这样的农民，然后就浩浩荡荡地从省城开到了当时的我们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我，我是我的父母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后怀孕出生的，故此应该说我是这个新兴的城市的第一批生人，当然当时这个市并不是个市，只有县，县的历史很长，从唐代就有历史了。有历史的原因是这里有着丰富的铜矿场，从古时候祖先们就开掘了这里的铜矿，后来小日本来了后，没占领其他地方，就占了铜矿丰富的矿山，包括到了现在还在开采的矿山里有的还用的是日本人留下的矿车轨道和井口。这些都是我大了一些后了解到的，当时要开始大面积开采的矿区就因此划作了特区，故此在我儿时这个地方都叫下江特区，直到矿山越开越多越开越大有了规模上了台阶改为了市。而原先的县名仍是沿用保留了，在我们市的另一边，大多是当地的土人，说话也都是地方方言很重，街景也是很多年都没有变化，我们很少与他们认识。

我父亲是在这个公司的建筑单位里，说白了就是瓦匠，父亲年轻时在省城是干这个手艺的，就被这个公司相中了跟着来到了这里，也可以说是为了吃饭背井离乡吧。父亲是肯卖力气的，乡下人有了好日子出力那是没得话说的。于是父亲就在这个建筑单位里当了一个小班长，也就是我小的时候看到的他手里干着活还不停地总是站在最高处叫人干这个干那个。

我们家分到这个楼房也是因为父亲一直多少年是单位里的劳模而优先享受的（那个时候的分配就是这样的）。我家在搬到新楼房后不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的母亲从她原先的地方的建筑窑厂调到了我父亲的单位，我记得我母亲的那个窑厂，母亲原先是拉板车的就是将一车车的砖皮从山的另一边拉到窑洞口，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是不简单的为了我们这一个家庭七八张的嘴，她像那些老民工一样地不示弱，常常被他们单位的人咂咂得夸，而实质是有另层意思就是我妈是要钱不要命（但我母亲的那一辈从不以此为意。似这都是自然的）。后来就连她们单位的领导也看不过去了，调她去了食堂。母亲到了食堂后就开始有些发胖了，记得刚搬到坝上街母亲还没调到我爸的一个单位时，有一个晚上母亲上夜班就叫我和哥哥一起偷偷地去了食堂，哥哥和我就像是饿狼遇食一样将食堂里的一大碗一大碗肥肉饱食了一顿，直吃的我是眉心都痒了我的哥哥却还不自足地吃。自此我就留下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吃过了一点肥肉就感到眉心痒痒的，就再也不能吃肉了，甚至连看到肉眉心都隐隐地痒。

母亲调到我爸的单位也是在食堂里，刚去时单位里说了只要我爸将小组带好不要他有后顾之忧，就分了我妈在食堂里卖饭菜票，好照顾家里。但我妈并不识字，根本没办法算得过来帐就只好又进了后堂洗菜烧饭。这样也不知比在原先那个地方单位强上十倍百倍了。食堂就在我家楼房后面百米远，是公司的机关食堂。调我妈到这里的是我家后面二楼的一个眼睛瞎了的叫周瞎子的人事科长，直到我妈真的不用再去几里外的地方上班了我爸还不知道，待回到家里得知家里不知是如何的欣喜。这使得母亲在退休后有了每月几百元及后又按工龄长快上千元的退休金，而原先和她一个单位的地方上的许多同事因为是合同工退休了都没了退休工资或是很少的一点退休金，而且一天不上班就没有工资直干到六十岁而劳苦一生。我母亲是有福的，她的生日是大年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