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张教授讲课时举的一个例子，说是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运用物理方法退烧也是有效的。

于是，我就用凉水浸湿毛巾缠在这位战士的头上，竟然会真的退烧了。没想到，这种函授教育方式现学现用也能行得通。

当然，这位战士体质好，这种方法有作用，其它的战士不一定有效。再就是用冷水毛巾退烧后，饮食要跟上去。

退烧后，我马上让炊事班为他做了鸡汤米饭，并连续喝面条汤。这个战士就彻底的痊愈了。后来七连、九连卫生员来向我淘经验，我向他们讲了张教授的课程内容，

要他们注意食疗与药相结合，他们就心领神会地说：“看来，我们卫生员，得具有为病号开食谱的权力，不然，怎么配合治病？”

作为连队卫生员，为战士治疗的一般都是常见病，如果遇到疑难病症不能处理，往往是送到营部卫生所医生那里。

而卫生所医生如果不能处理，就得送到团卫生队或者是送到附近的野战医院了。由于我掌握了祖传的道元神功和中医知识，

往往自己处理一些有把握的病号，无疑为营部卫生所减轻了负担，于是，卫生所的杜医生就常常表扬我。

实际上，虽然我捡起了祖父交给我的一些中医手段，但是我知道由于地域不同，对于部队的病号我尽量按照规定往上移送。

我之所以对于治疗连队的病号增强了自信心，除了祖传的医术，更重要的是我参加了中医学院函授班的学习。

由于学员大部分来自于基层医院或者是卫生所，我们的学习小组常常互相交流学习经验，实际上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而且，中医学院函授部的老师很负责任，如果我们学员在治病中遇到了问题打电话向老师请教，老师都会认真地解答。

这样，除了营部卫生所的杜医生，我无疑比其他的连队卫生员多了学习好请教的渠道。但是，由于我参加函授学习的事情保密，每当别人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

我就把成绩归功于杜医生的指导。当然，杜医生也配合我，表扬我善于学习，而不把我参加函授班学习的秘密暴露出去。

这一天，我正与炊事班成商量病号饭的事，通讯员告诉我：“团卫生队的苏医生来电话找你。”

一听苏医生找我，我不敢怠慢，立刻跑到连部接电话。苏医生是卫生队唯一的中医，部队去我们家乡征兵时，我第一个报名。

因为有人举报我跟着爷爷行医，搞过“迷信”活动。政审时有人想把我拿下来，为这，苏医生力排众议，说那不过是中医治病的方式，这样，我才来到部队。

来到部队，苏医生看到我有行医经验，想把我留在团卫生队做医助，可是，因为，卫生队大部分是西医，对中医比较排斥。我就来到连队当卫生员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把苏医生当做伯乐，从心里感谢他。我跑步回到连部，拿起电话就问：“苏医生，我是文华，有什么指示？”

苏医生呵呵笑了几声：“文华，听说你把孔将军孙子的脉管炎治愈了？”苏医生对于我的工作成绩，总是显得那么高兴。

“瞎猫碰上死耗子吧？”守着苏医生这位老中医，我怎么敢显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