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太平军高高兴兴地收编了一大批靠得住的队伍，将之进行太平军式的编制改造。但另一方面，粮食问题日渐突出。

这也是高俊派一个得力文臣前来的原因，冯达、赵永和师安国组成了河北的三人团，冯达负责军事、赵永负责军政，而师安国负责民政。

如此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安国连续几天实地考察后，决心在依靠城池沟濠进行防守的同时，建立普遍的农村秘密据点和武装工作队，敌人白天来，我们晚上来，敌人修堡垒，我们联系群众的计划方针。

这一方案在河北的条件是成熟的，河北虽然屡经战乱，但还具有相当的人口，有强大的群众力量，而蒙古人集于战争，对地方的统治不甚稳固，也无暇派战斗力强大的蒙古骑兵来亲自镇压，世侯军队都是骑墙派，对地方也很少下狠手，这都给了太平军地方组织在夹缝中生长的机会。

再加上敌人极度的压榨民力，使得民间的抗蒙意愿十分高涨，安国很快组织了一大批得力干将，脱掉官袍，换上布衣，穿上麻鞋，腰间系着麻绳，说着农民的方言，操着农民的手艺，到乡村去发动民众，普遍组织抗粮税，转而用粮食支援太平军。

自然，打土豪也是免不了的，不把这群人打倒，民众不会完全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上，反正现如今在河北有家业势力的人大多都跟蒙古不清不楚，把他们斩草除根，各方面也不是没有交代的办法。

而在信安的核心地区则实行营庄制，太平军自己当最大的地主，组织农民重新开垦土地，生产自救，并且收取相当公道的税收。

被广泛动员的河北人，自发的投入到抗蒙斗争中，甚至于，全村老少一起动手来挖地道，每当蒙古人到来，他们就顺着地道潜伏到别的村里去，此时的河北人口还不及1000年后那么稠密，挖地道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为了生存，他们依旧挥起锄头拼命干着，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挖出了一条运河的土方量。

虽然有违反高俊之前所下的军队一律不得经商的命令的嫌疑，但是毕竟时不我待。停装置的经验很快，就在根据地其他地方推广，在决战前夕，心控制的土地上，尤其是那些人烟稀少，生产稠密的地区，太平军与永昌军几乎都建立了银装，借此来组织恢复生产，直到全国解放后，这些银装才逐步的重新转回乡村。

就连已经组织生产几年的淮北地区，也在靠近大海的滩涂地上建立了两个营庄，而选举的负责人，是从南方才回来不久的顾辉，他也不得不离开现役部队，转而到，连秦朝报道。

正当太平军实力，继续稳步增强，向决战时刻又迈进了一大步的时候，高俊却得知了让他心惊肉跳的消息：岩石果真又反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