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之后的彷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

本文是维京继承人在2011年首发在文明4吧上的，作者资料丰富逻辑严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nger支持率迅速增加，西方极不稳定。俾斯麦如救火队长般在3月联合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达成第一次地中海协定－－－要求保持东地中海现状，以遏制俄国扩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奇再一次提出向俄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而被俾斯麦简单地拒绝了。

三皇同盟又一次有瓦解的危险,俾斯麦拒绝毛奇是因为他自己另有打算－－－三个月之后,俾斯麦与俄国秘密接触,于6月18日签订秘密协定－－，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国（法国与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另一方需善意地保持中立且尽力使战争局部化，而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即东南保加利亚）的‘优势地位’的合法性。双方重申1881年三皇同盟所达成的一致－－－即俄德共同对奥斯曼帝国施加压力，不允许他国海军进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主要针对英国。

另外，在附加文本里，俾斯麦承诺在俄国采取军事行动保卫黑海海峡时，德国会保持善意地中立，并予以道义的外交支持。

俾斯麦此举暗示他甚至支持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但是这种行为肯定会遭到英法的强烈反对。正如再保险条约内容所述，该条约不能确保俄国在德法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该条约可以保证不会出现‘进攻性’的反德联盟。而且，俾斯麦认为该条约可以阻止巴尔干危机的恶化。但是，如果奥匈帝国受挑动而主动进攻俄国呢？那么再保险条约就会变成不保险条约了！

俾斯麦在其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谈及总参谋部要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时写道，这种愿望是由于一个机构所必然具有的精神引发的，对这个机构他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如果面对这种愿望的是一个对片面的和违反宪法的措施缺乏洞察力和抵制力的统治者，那将是危险的。由此，总参谋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可窥见一斑。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如果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总参谋长面对的是一个轻率随意和意志软弱、缺乏洞察力的统治者和没有政治自主性的宰相时，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以上可以看出，俾斯麦固然担心奥匈帝国的激进路线将德国拖入战争，然而他更畏惧德国国内的问题。如果农业主同盟和总参谋部忽略政治代价，极有可能将德国带入战争。但是反过来讲，俾斯麦就能保证他走钢丝的把戏能维持到永远？法国在西线的防御设施的完善，使得单独对法作战的难度不断加大。总参谋部里对俄国先发制人的呼声越来越高，俄国工业化极为依赖德国投资，然而由于军方担心俄国会用这些资金来提高俄国西部的铁路网－－－而德国总参谋部最依赖的就是铁路－大军团作战。于是在总参谋部和农场主的联合作用下，1887年11月德国政府干脆封杀俄国有价证券！－－－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俄国不得不引入法国这个‘共和国’的资本来发展经济。

德国国内的前工业时代权贵逆历史大潮而行，不但压制工业新兴集团，还给德国外交造成重创。而随即俄国同法国在埃及问题上合作抗英－－－让俾斯麦的神经更为紧张了，俄国在巴尔干越来越大的野心使俾斯麦对俄国已经开始失望了。为了警告俄国，俾斯麦突然将德奥秘密协定公开，终于在12月同英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从根本上防止任何形式的俄国对保加利亚的占领。1888年，俾斯麦支持俄国使反俄的保加利亚大公下台，使保加利亚问题得以解决。

俾斯麦通过两次地中海协定使巴尔干同近东问题联系到一起，促成俄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匈之间的互相遏制。然而，泛民族主义的狂潮使这种复杂的结构有随时瓦解的危险。俾斯麦利亚自己的实用主义的灵活手段和威望能暂时强压住烈焰，但是这种情况又能维持多久呢？俾斯麦1886年写给自己儿子信中就担忧的写道‘一旦俄奥开战，无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奥匈帝国一方’。在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德国的弹性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俾斯麦不曾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德国人真的‘满足’了吗？作为第一大出口国，德国人就愿意作为加工车间到永远，而屈服于法兰克福的‘法兰克人’（罗斯柴尔德）？

领航员离船与‘阴险的海神之子’

1888年是所谓‘三皇之年’，老皇帝威廉一世与‘亲英派’的皇太子（在位不到三个月）先后病逝－－－而皇太子威廉成为新的德意志皇帝，即威廉二世。29岁的威廉二世年轻气盛，不久就在这种政见上与俾斯麦发生冲突。当今的各种著作大多对威廉二世持负面态度，认为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甚至认为他有心理疾病－－－这是某些历史学家损人的高招（希特勒，斯大林都逃不过）。然而，威廉二世的这种态度并不仅仅是其个人问题，也同第二帝国的系统性‘疾病’有关。德国当代批评历史学派认为，俾斯麦时代的帝国政策是一种‘波拿巴式半独裁’，在俾斯麦为权利中心来运转－－－这把皇帝放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连威廉一世都私下对法国外交官讲，‘在俾斯麦这个首相的政府，我这个皇帝也不好当啊’。

然而，俾斯麦毕竟会有一天离开人世，那么谁能填补这个权利空洞呢？威廉二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尤其担心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所以在对待反社会主义法（也称为非常法）的问题上，他同俾斯麦意见完全相左。果不其然，帝国国会的形势转变完全否定了俾斯麦的坚持非常法的态度－－－而解散国会是治标不治本。而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他解释自己与威廉二世的‘最大’矛盾在于对俄国的外交政策上，他声称威廉二世在‘寻求’一种‘反俄政策’。当然，俾斯麦这样讲的主要原因在于先皇威廉一世是持亲俄态度的，这无疑能体现俾斯麦是‘顾命老臣’，是支持先皇政策的能博得世人的同情。他不断强调同俄国交恶的后果－－－这一点的确正确，俄国是其他大国讹诈德国的唯一途径。但是，问题在于自克里米亚战争俄国实力最低点时，俄国有求于德国，现在俄国实力壮大，随之而来变得难以控制。威廉二世认为应当联英抗俄，来摆脱战略劣势。不管如何，俾斯麦与皇帝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他于1890年被迫辞职。

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caprivi）认为他无法维持前任复杂的条约体系－－－他认为再保险条约与德奥联盟互相冲突，于是在1890年俄国提出续签再保险条约时，遭到德国政府的拒绝。再保险条约使俾斯麦的‘杰作’能达到对俄奥双向遏制的目的，放弃该条约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俄国的态度证明其认为再保险条约有胜于无，而废弃他就等于将俄国推向法国。1890年后，英国证券市场也向俄国关闭，这样只能依靠法国资本来完成俄国现代化建设了。而在德国国内‘亲英派’和‘恐英派’的双重作用下，德国开始试图向英国这个‘阴险的海神之子’靠拢。

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扩张使其与法国和俄国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既要面对法国人在北非的挑战，又要在阿富汗和俄国人斗争，在南非还要对付荷兰裔叛乱－－－战线过长使英国领导层认为过去的‘光荣孤立’已经行不通了。尤其在1887年近东的危机使英国和德国有了一定的‘共同’目标。在俾斯麦时代，保守力量对与英国这种自由主义泛滥的国家合作表示担忧，认为会影响到德国的内政问题。所以俾斯麦一向同‘海神之子’保持善意的距离，然而在威廉时代，德国民主党（ddp）早就一蹶不振了，社会民主党才是心腹大患，所以同英国联盟的负面影响消减了。1890年，英国与德国达成协定，将德国东非的一些殖民地同英占的赫尔格兰岛交换。这样，英德在东非的矛盾基本解决，随即英德正式同盟也就提上议程了。然而，英国百年来的锦囊妙计在于‘联合次强打击最强’，老练的格莱斯顿是不会与德国人站在一个战壕里的。相反，英国总不时同奥匈帝国‘眉来眼去’，挑拨其对抗俄国。这也是三皇同盟屡次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德国市场开扩问题上也与英国开始有了直接的冲突－－－德国没有后世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来挤垮英镑区，而殖民地问题上德国内部的观点也变得激进起来。1882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协会到19世纪末已经成为了强大的‘院外力量’，‘东方马克区’行不通，同俄国无法一致，奥匈帝国心怀异志，这使非洲政策变的越发重要。而俄德两国的绵延边界线也不可能使德国完全与英国建立反俄同盟。然而，正在德国领导层徘徊之时，俄法之间的秘密接触已经展开了。

1891年，法方就已经开始同圣彼得堡接触，一年后，两国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确立相互支援，这下德国真的要面对‘泰坦之战’了。然而该协定既是针对德国的也是针对英国的，后者当时与法俄在争夺中非和中亚领土问题上存在着激烈冲突。德国总参谋长瓦尔德泽早就建议利用英国对付俄国，以便从中渔利。然而，枢密顾问冯霍尔施泰因—俾斯麦下野之后一个在外交上具有权威性的人－－－却没有答应。瓦尔德泽伯爵是个富有野心的冒险精神的总参谋长，当他接替毛奇成为总参谋长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任命并不感到意外。我的辉煌历程即将开始，整个世界将会注视着我。”这位新总参谋长有着所谓庞大的计划，决心改革军队，恢复‘昔日的辉煌’。此时的总参谋部中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已经超过半数，俾斯麦时代不曾考虑的殖民地和海军建设问题被提上日程。原来易北河东岸的贵族们对舰队似乎完全不了解，然而现在迫切需要的出口贸易则使建立大海军成为迫切的愿望。然而，瓦尔德泽完全打错了算盘，皇帝渴望扩大海军与他的‘对俄作战准备’发生冲突，他被调任第9军军长。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大名鼎鼎的施利芬伯爵－－－所谓的‘伟大的计划’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阴影之下的‘伟大的计划’

1890年俾斯麦下台和再保险条约的废止在德国政军两届形成了巨大的阴影，精英们开始变得悲观和‘堕落’了－－－愈发严酷的现实已经让很多人意识到‘泰坦之战’似乎已经难以避免。而在总参谋部中的施利芬伯爵则暗地里开始对毛奇的东线先发制人计划产生疑问－－－为什么不能进攻西线？

毛奇一直主张先对动员缓慢的沙皇动手，这种呼声在1887年的危机时达到顶峰，施利芬却认为可以取道中立的比利时以绕过法国防线－－－有趣的是，毛奇在和瓦尔德泽讨论这个新奇的计划的当天去世了。施利芬认为，穿越瑞士和卢森堡的山地对于大部队是不可能的－－－而后者则在施利芬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曼师坦因的手中实现，所以穿越比利时成为唯一的可行方案。然而，普鲁士和后来的北德意志联邦都承认了比利时的中立，穿越比利时很可能使英国参战。霍尔施泰因一改抵触上一位总参谋长的态度，对施利芬的机划并不表示反对。连首相比洛夫也很清楚这一事实，如今政治家们已经屈从于军事家了。可是施利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政治领导继续采取消极态度，那么单单靠军事上的胜利能否带来政治上的胜利。1905年，著名的施利芬计划正式出炉，以强大的右翼攻势迫使法国改变防线以展开大会战－－－正如施利芬所说的，以伟大的行军达成坎尼之围。然而，当计划完成之后，施利芬又开始对奥军的能力表示怀疑，实际上计划方案并没有告知奥军，于是他又开始策划加利西亚的反击以拖延俄队。

在施利芬的晚年，他陷入对汉尼拔的坎尼之围的思考－－－为什么如此辉煌的胜利没有将迦太基引向胜利？或许在这个瞬间，他才会意识到自己‘伟大的计划’以政治代价取得军事胜利已经完全背离了克劳塞维斯的军事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根基。问题在于，为什么整个德意志帝国的政治领导层对这种计划采取默认态度呢？施利芬坚信，作为军人他的义务仅仅是向外交部门通报，他只需要知道如何迅速夺取胜利。那么德国政治家们选择屈从军事目的是否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呢？笼罩帝国的阴影仅仅是德国的中欧地理位置的命中注定还是另有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