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的二〇一七年,夏天,上海的梅雨季节,我和清歌再次相聚。
此时我已在北京读研,兼职写作,而她在南京买了房,仍是全职写手。因为各自生活轨迹不同,我们并没有时常聊天,频繁时也不过一个月聊一两次。
她断断续续地问着我姑姑的情况,费尽心思地安慰我。
我故作乐观不向她诉苦,因为痛苦和疾病这种事,无法尽数诉与他人。
这次的相聚,算是机缘巧合。
我的一个老读者,家住上海,想来北京与我见一面。而我念在北京这个天热得要命,也没处可去,便说干脆我去上海见她,顺道游游迪士尼,看看外滩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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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的二〇一七年,夏天,上海的梅雨季节,我和清歌再次相聚。
此时我已在北京读研,兼职写作,而她在南京买了房,仍是全职写手。因为各自生活轨迹不同,我们并没有时常聊天,频繁时也不过一个月聊一两次。
她断断续续地问着我姑姑的情况,费尽心思地安慰我。
我故作乐观不向她诉苦,因为痛苦和疾病这种事,无法尽数诉与他人。
这次的相聚,算是机缘巧合。
我的一个老读者,家住上海,想来北京与我见一面。而我念在北京这个天热得要命,也没处可去,便说干脆我去上海见她,顺道游游迪士尼,看看外滩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