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外面风大，你快回教室去吧。”老班把车停到校门口时，我才反应过来时间又过了很久。一路上我都在想怎么教涛涛音标。米乐和我，包括叶芮阳和川哥，我们的英语成绩还凑合，但口语都不算很标准——至少到不了有胆子误人子弟的水平。赵蕤或许还行，但我一点都不愿意去找他。思来想去，我想到了黄敏学。无所不知的川哥曾告诉我，黄敏学的英语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不是满分就是接近满分。不过其他成绩就挺一般的，拉了后腿——不对，黄敏学不是狗，才没有后腿呢。
但我对接近学学不是很有自信，即便他是我们语文老师的小孩，我们也在戏剧节上小小地调侃过他。我始终觉得自己有点不想靠近他，不仅是班赛上的种种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和徐牧的争吵。我很受不了说话凶狠刻薄的人。感谢米乐和叶芮阳，他俩一直都很照顾我的情绪，就算我跟他们开过带有恶意的玩笑（我好后悔），他们也从没对我说过狠话。
几句刺耳的话，它们不是朝向我的，但我还是被这种尖刻的语言闪出的寒光震慑住了。那几句话或许不足以摧毁他与穆淡和徐牧之间的友谊，但足够让我对他所有的好印象凝固和碎裂了。一个人怎么能对自己的朋友那样说话呢？
或许我害怕的不是学学，而是从他身上看到的自己。扪心自问，我就没说过这种话吗？“你就不怕你爸妈突然把你带走？”“你长得挺宽广的。”“那你就管好你自己，多去体检，有心脏病提前查出来，好好治疗，不行吗？”“柯佩弦，我讨厌你，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了！”“你这个小人，你太会讨好人了……”我明明知道这些话意味着什么，也明明知道没有什么比恶毒的语言更能伤害人，更知道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永远也不能收回了。永远，多么残酷的一个字眼。
“对了，你今天回去先写语文和英语作业吧，写不完也没关系的。辛苦了。”老班又嘱咐了我一句。我忙对他点头说老师你也辛苦了。他在摩托车上冲我挥挥手，沿着路灯向不远处的小区去了。
进了校门，我决定还是得跟学学说说。既然决定了要帮涛涛这个忙，就要帮到底，而且要做到最好。学学的那几次行为可能只是情绪不太好（或许我也是在给自己的一些行为找借口），那个会给我弹吉他唱生日歌的队友应该还是很阳光热情的吧。他是那么清秀可爱，咧着嘴笑的时候尤其澄澈。即便换了一副表情，他的笑容也还能留在空气里。
我哭了，没出声、没理由地哭。或许是想到了这首前几天看到的诗，或许是闻到了哥伦比亚松软潮湿的泥土，或许是三个月前那个平淡无奇的夜晚，我曾偶然看到过这个俱乐部绿色的队徽。也许都不是，仅仅是目睹了生命骤然迸裂后的余烬，人是会死的。
手机提示我群里有新消息了，是没在上自习的几位同学和老师，他们发了祈祷或蜡烛的表情，或者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之类的话。我也发了。黄敏学好过分，他又发了一条链接。他明明知道大家都会点开看的。又是一条新闻，是关于沙佩科恩斯的守门员马科斯达尼洛的报道。他刚加盟俱乐部时，球队还在乙级联赛。他伴随着球队一路升级、闯入洲际赛事，尽管沙佩科恩斯不是一个有钱又有许多冠军的球队，他仍和队友们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踢好每一场比赛。他梦想过去更大的俱乐部，踢水平更高的比赛，但他也喜欢沙佩科城，觉得现实同样幸福。那不是一座大城市，但温暖亲切，球迷们热情而又尊重球员，他们一家人生活得很愉快。有一张照片，他身着球衣，站在球门前，用父亲的手掌抚摸他两岁的孩子，孩子穿着和他一样的球衣，张开双臂，如飞翔的雏鸟。如果有球迷在场，他们一定会为这对绿茵场上的父子献上掌声的。达尼洛仿佛是个和我们一样普普通通的人，在赛场外喜欢安静，更多时候是呆在家里看书、思考、听音乐、陪伴家人。他也不排斥外出，遇到了球迷，会很和善地签名合影。
他活着，在救援队赶到现场时。他的妻子很快便在电话里听到了他报的平安。然而他还是去世了。伤势过重，达尼洛没能成为第七个幸存者。不知他的妻子将怎么面对这从天堂到地狱的瞬间转换，刚刚还听到了顽强的生命从喉咙里发出颤动，片刻那声音便湮灭在了远方。那双手不能再保卫球队的大门了，也不能再抚摸孩子的头了。
我在看完报道后颤抖了，巨大而深沉的恐惧感淹没了我。达尼洛是一位优秀的守门员。他在南美杯的淘汰赛中发挥出色，曾于十六强的点球大战中扑出四个点球，帮助球队力克强敌晋级八强。就在五天前，球队凭借他的精彩扑救得以挺进决赛。然而他们在更衣室里庆祝晋级决赛时，决不会想到追逐梦想的航班将永远无法如约将他们送到决战的舞台。梦想仍在天空中轻盈地飞翔，生命已然沉重地落下，发出一声遥远的闷响。我没有办法不去设想，倘若达尼洛在五天前没有扑出对手的射门，那沙佩科恩斯的更衣室一定是充满了失望与泪水的。然而他们就不会踏上那架开往深渊的飞机，他们每个人都能活下来，把被淘汰的失望抛之脑后，于新的赛季重新追逐梦想。他们或许有人能拿到几个冠军，或许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平凡的球员，得不到全世界球迷的关注，但都能活够自己应得的岁月，在家人的陪伴中安详离世。但再也不可能了。他们竭尽了全部的努力，达尼洛在半决赛上表现出了最好的自己，沙佩科恩斯获得了胜利，却发现命运埋藏在喜悦背后的奖励竟是一声黑色的呜咽。如果他们不那么努力地追逐梦想，他们还会在大地上长久地生活，和我一样地生活。
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人怎么会说死就死呢？他消失了，不见了，再也没有了，像从没存在过一样。这不可能。可事实就是如此。我背靠着的这棵枝繁叶茂的枫杨树，它也会在某个时刻消失，尽管那个时刻里或许已不存在我这么一个人了。
“你还好吗？”
当然不好了，被这一声突如其来地问候吓得半死。在一片漆黑的教学楼背后，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另一个人。要不是知道一中的新校区修好也不过短短几年，我兴许真会以为自己碰到鬼了。我怕鬼，我知道这世上没鬼，我还是怕。
还好我能看清她的脸。
“是你呀。你没去上晚自习吗？”
“我还要问你呢。”梅梅走到了我面前，我忙用袖子糊了一把眼睛。
“怎么？你是纪律委员吗？来抓逃课的？”
“不是。倒是你，又想逃啦？”她的语气有一丝俏皮，反倒让我有了一点安全感。
“我才没想逃呢。”
“好吧，那是我搞错了。不过，你还好吗？”
“还好，活着呢，能不好吗？”这是诚恳的回答。
“你好像有点害怕。我不是鬼哦。”
“我哪里怕了？就算有鬼我也不怕好吗？”
“是吗？那你怎么不低头看看，万一我没有影子呢？”
我还真本能地低头查了。低头的瞬间我就知道我输了。她说得没错。
“明明就很怕鬼，还不承认。”
“我哪有！”被戳中弱点的我更不服气了，提高了嗓门想掩盖过去。
“但是，你这么怕鬼，大晚上还敢一个人呆在这。遇到什么事了吗？”她温和的疑问很快浇灭了我的不满。我咬着嘴唇，看似有些不甘心地点了点头。
“你愿意说的话，我会愿意听的。”
这是鼓励和引诱。我向来都不愿把自己的事跟任何人说，包括米乐。要不是姐姐把弦弦的事告诉了他，兴许他这辈子都不知道我有过一个双胞胎弟弟。不，他应该会知道，毕竟他仍将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把他带回家，两个人钻进一个被窝，和中秋节那次一样。但他听到的故事版本会和刘老师相同，我的弟弟在西班牙——也有可能是法国或者意大利，得看我那天想到的是哪个国家了。他被国外的球队看中了，边踢球边读书。我很想他。他从不给我打电话。但梅梅和米乐不同。她和我的生活缺少联系。即便她在文学社，我也从未听姐姐提过她，也不知道她在哪个班，甚至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除了那份有《红与黑》和《高老头》的笔记，我们没有任何交集。而那份笔记也被米乐收走了，至今没还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