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案（侠义）小说是中国古典通俗文学的一朵奇葩，它自成一脉，雅俗共赏，拥有大量的读者。许多公案（侠义）小说，与民间口头文学的流传有紧密的关系，也有着广泛的消费市场。因为公案（侠义）小说题材的特殊性和可读性，其历经各代、相继不衰，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说，公案（侠义）小说植根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是反映着封建社会的万花筒，描绘了那个时代（朝代）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生动图景，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文学）鉴赏价值和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由于公案（侠义）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公案情节，绝大多数都非常具象地展现了案情的发生、侦破、堂审、对质和审判过程，传导了那个时代（朝代）民众对法律状况的了解以及官府对法律制度的执行。因而，对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难得的视角和一份颇有价值的素材。从公案（侠义）小说中，寻觅并梳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脉络，进而考察一个时代（朝代）民众的法文化意识，就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路径。

那么，从公案（侠义）小说中探寻中华传统法脉，是否有一定的可信度与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则，这些公案（侠义）小说本身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佐证了它们在当时和后世经受了观众、读者和编撰者的检验。虽然公案（侠义）小说有不少杜撰的、虚构的、侠义的情节，但其所涉及的具体案情的描写，官府审断案子的司法程序，用刑拷讯的场景、诉状与判词等，还是有着时代的烙印，或以故事发生的时代（朝代），或以小说编撰的时代（朝代）的法律制度为参照，而不至于过于离谱。

二则，公案（侠义）小说的绝大多数主角，都是职业的法律主管部门———刑部系统的官员，或是有过法律职业生涯的官员，如唐朝的狄仁杰、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清朝的施世纶等。而像“三言二拍”的作者冯梦龙、凌初，一个做过知县，一个做过徐州府的通判，自身就有着一线司法实务的经验。因此，小说中涉及的办案、断案情节与判罚引律依据，都有所依归。《蓝公案》的作者蓝鼎元，是清朝雍正年间的名臣，依据自己在任广东普宁县令期间的断案事例和笔记，基本忠实地记录了案件的原委和结局，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当然，这些公案（侠义）小说基本上是明、清时期才编撰的，而故事中所叙述的却是唐、宋、元等前朝之事，自然所援引的法律制度和判罚依据有着《大明律》《大清律例》的影子，也属正常。

三则，中华法系自战国李悝《法经》肇始，到唐代《唐律疏议》首次实现集大成之后，从唐至宋、元、明、清，一脉相承，法律思想、法律体系乃至法律律例条标，几乎没有颠覆性的变异，只是增补了各朝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新需要，进行了分类的调整、合并，丰富和细化了疏议、条例，并调整了量刑的轻重。因此，尽管不同朝代的公案（侠义）小说在涉及具体故事案情中，裁判引律名称、分类、量刑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司法流程和审判裁量大同小异，体现了中华传统法律的系统性、承继性和稳定性。

本书选取了《狄公案》、“三言二拍”、《毛公案》、《林公案》、《蓝公案》和《彭公案》等公案（侠义）小说，以其中的故事情节为蓝本，将小说中所描绘的主要案件线索和破案、断案过程加以精炼，特别注意呈现当时的司法制度的运作与侦查、破案、堂审、用刑、判决等程序和场景，并对“断罪引律”进行查证和比照，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