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打死也不招”，古代也有“疑罪从无”立法思想

在许多案例中，并非一用刑就管用的。一种情况是恶徒死扛着刑罚，咬牙不招；另一种情况是被用刑者真的不知道，用了刑也招不出，或者熬不过刑罚只得屈招。《包公案》第七则《葛叶飘来》涉及几个专业问题：一是对待干证（即与讼案有关的证人）如何处置。二是对即使动重刑也死不承招者如何处置。三是跨地域办案如何办理。

话说处州府云和县进士罗有文到江西南丰做知县有数年。龙泉县举人鞠躬是其亲戚，带仆人贵十八、章三和富十去看望罗有文，得到罗有文馈赠的百两银钱，其中，花了五十两银钱买了南丰的铜器等用皮箱盛贮。听说包公巡行江南各地，因与包公有交情，就想去拜谒。于是先派章三和富十到南京打前阵，自己与仆人贵十八坐船走水路，到芜湖会合。不想船上水手葛彩与船主艾虎看到几只沉重的皮箱，以为是金银珠宝，便在九江将主仆二人杀了，丢入江中。打开箱子才发现只是铜器、香炉、花瓶等杂货，懊恼之余将杂货卖到了南京金良的杂货店。

章三和富十探得包公巡行苏州、芜湖，却久未见到主人，寻原路到九江、苏州等地都未寻访到，就直接到松江以告状的名义见到了包公，诉说了此事。包公大惊之余，发下文书令各府县帮助缉访。

章三、富十两人来到南京，闲逛中见一店铺有一香炉，发现与失踪的主人所购香炉一样，一问还有其他货没有，店主金良抬出了皮箱让两人挑选。两人一看，当场揪住店主厮打起来。正巧碰到南京城兵马司朱天伦，便将众人带到衙门审问。金良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要问他的妻舅吴程。朱天伦将吴程拿到讯问货物来历，吴程交代货来自江西南丰，在芜湖购得。朱天伦再问卖者是谁，吴程回答：“萍水相逢，哪里识得！”“朱公闻言，不敢擅决，只得将四人一起解赴包公。”体现了朱天伦办案审慎的态度。

包公因公务繁忙，将此案委派给了董推官坐堂审讯。吴程诉辩道，自己做的正经生意，购得铜货有中间人段克己作证。于是董推官将段克己拘到，克己说，往来客多谁能记得名字。两人互相推阻。“二人不招，俱各打三十，夹敲三百，仍推阻不招。”董推官自思：“二人受此苦刑竟不肯招，且权收监。”此时忽有一片葛叶顺风飘来，将门上所挂的红彩带一起带落，飘到段克己的身上。董推官觉得此事怪异，但又无从解释。“次日又审，用刑不招，遂拟成疑狱，具申包公，倒文令着实查报，且委查盘仪征等县。”董推官往芜湖征调船只，正巧征用的就是艾虎、葛彩。因联想到葛叶飘来之事，于是果断将两人就地缉拿，“转回公馆拷问”。艾虎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撑船的，与段克己并不相识。“推官怒其不认，即令各责四十，寄监芜湖县。”“乃往各县查盘回报，即行牌取二犯审勘。芜湖知县即将二犯起解到府，送入刑厅，推府即令重责四十迎风，二人毫不招承。”

于是再提审吴程等一干人犯对审。开始艾虎二人仍然“抵饰不招，又夹敲一百”。艾虎这才招供道，自己和葛彩杀了鞠躬主仆二人，将货在芜湖发卖，得到吴程四十两银，因当时只想尽快脱手，所以贱卖。被段克己识破，段克己乘机敲诈了十五两。两厢对质，段克己“低首无言”。于是，案情水落石出。董推府判了参语，申详包公。包公即面审，毫无异词。于是批下判词：“葛、艾二凶，利财谋命，合枭首以示众；吴、段二恶，和骗分赃，皆充配于远方。”

品析：

此案值得品味的地方：一是包公并未直接破案审案，只是发文督办。二是如果用了重刑嫌犯都不招，官府只能把此案作为疑狱，不可继续滥刑。对嫌犯该具保释放还得尽快释放。三是案情涉及多地，异地办案，需要公文委托查办。四是吴程、段克己发觉是赃物，仍然低价购入，是知情不报，所以也要追赃处罚。

上文已经阐述过，历代律令对过度刑讯拷问都是有明文规定予以节制和禁止的。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刁顽之徒，即使动重刑也硬扛不招，这时就算是包公也不得不停刑收监，另行想办法。

《包公案》第九则《夹底船》可谓又一个典型案例。

话说苏州府吴县有船户单贵和水手叶新，专谋客商。恰有徽州商人宁龙带仆人季兴购得缎绢千有余金，雇佣了单贵货船。不想单贵、叶新两人故意以酒食令主仆二人沉醉，乘夜抛入江心。仆人季兴被淹死，而宁龙会水，在江中遇同乡之船而得救。正巧包公巡行吴地，宁龙一纸诉状告到包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