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玩笑斗讼也有责，奸情命案判凌迟

彭公刚办完左青龙的案子，方要退堂，忽然又有两个喊冤之人。一个是姚广礼，一个是张兴。

姚广礼诉称：自己家住何村，孤身一人，只跟姑母家度日，年方三十。昨晚在村头遇到张兴走得慌慌张张，像有急事的样子，自己便招呼他，开玩笑说：张二哥，你发了财就不认人了！他立时站住了脚，面色突变。我便让他请我喝酒。张兴自称从香河县来，发了点小财，说着从怀中掏出两封银子来，放在桌上说：你要用，就给你一封。我问他从哪里得来的财？他说在和合站害了一个人，扔在井里，得了一百两纹银。小人一听吓了一跳，赶紧让他收了起来。喝了两壶酒就分开了。“小人到家，越想越不是，怕受他的连累。我今天一早起来，我要进城告他，正遇见笑话张兴他慌慌忙忙要逃走的样子，我过去把他抓住，说：‘咱们两个去到城内鸣冤去！’小人拉着他来至此处喊冤。小人与笑话张兴素日并无仇恨，小人怕他犯事，小人有知情不举纵贼脱逃之罪。”

品析：

这里反映出普通百姓有“知情不举纵贼脱逃之罪”的法律意识，实属难得。也说明封建社会制度基层组织邻里街坊保甲制、连坐制的有效性和约束性。《大清律例》卷二十六“刑律”之“人命”“同行知有谋害”款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当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刑律”“捕亡”之“知情藏匿罪人”款规定：“凡知人犯罪事发……其展转相送，而隐藏罪人，知情者，皆坐。不知者，勿论。”可见，知他人犯法，特别是有命案或贼盗而不告发者，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意识在乡村基层的普及率还是较高的。这里，自然也有怕担责、受牵连这一朴素、传统思想的因素。

张兴也三旬开外，辩称道：自己也孤身一人，在舅舅家中度日，舅舅刘祥在京城跟官，舅母跟前也无儿女。昨日舅舅回家歇工，我帮助买办物件。只因舅舅买了香河县赵廷俊的六十亩田地，定明价银四百八十两。舅舅假满进京去了，让小人将定银一百两送到赵宅内。当时赵廷俊不在家，我就回家了，约好第二天再去。“走至村口，我遇见那姚广礼，他与小人玩笑。我外号人称笑话张兴。我听他说我发了财啦，我故此戏言说，我在和合站害了一个人，扔在井内。老爷详情，我要真害人，我能对他说吗？这是小人爱玩笑之过，故此才有今日之事。老爷如要不信，把赵廷俊传来，一问便知。”

彭公听了张兴之言，又见其五官良善，言语并不荒唐，便传令道：“杜明，办文书，到香河县把赵廷俊传来，当堂听审。”这里，因要到邻县传唤证人，所以要办文书给邻县知县衙门方可传讯。

正在此时，和合站的乡约刘升、地方李福前来禀报，和合站天仙庙前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个死尸！这使案情一下诡异起来。彭公一听，便喝问张兴，还不趁此实说，免受皮肉之苦。张兴此时如站万丈高楼失脚的样子，一个劲喊冤枉。彭公不愧是明事理的清官，并未盲目用刑，而是吩咐先将姚广礼、张兴二人看押起来，带着刑仵人等，直奔和合站验尸。这里，姚广礼身为举报证人，与案情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知情举报，却也同被告一样被视为“嫌疑人”而“被看押起来”，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中，对干证等涉案人的人身权利保护意识是薄弱、缺失的。

彭公到了和合站，早有人搭好了尸棚，预备了公案桌子。彭公升了公堂，吩咐人下去捞尸。早有应役人等，把绳筐预备好了，下去一人捞上来一具女尸。又报告说，还有一具尸体，捞上来发现是男尸。刑仵人等验尸完毕，报告说：女尸被绳勒死，男尸被刀杀死，没有了人头。彭公听说，心中一动，料想那张兴并不是杀人的凶犯，这其中定有缘故。正在为难之际，忽听有人喊冤。是一个六旬开外的老者叫蒋得清，自诉说，自己在何村居住，夫妇二人生有一女，名叫菊娘，嫁给本村人姚广智为妻。女婿在和合站开设清茶铺。近日发现女儿不见了。听说老爷在此验死尸，我来观看热闹，见到那女尸正是我女儿，不知被何人勒死。求老爷给小人女儿伸冤。

彭公回到县衙，派衙役马清、杜明带上姚广礼前去把姚广智拿来，当堂听审。二役与姚广礼到了和合站，先到茶铺中，未见到姚广智。问了伙计，说在东边的黄家。三人到了东边路北里，姚广礼手打门环，出来一个二旬的妇人。听姚广礼说是找族弟姚广智，便将姚广智叫了出来。马、杜二人一瞧，问清人名，抖铁链把姚广智锁上，连同妇人一同往三河县而来。

彭公先审姚广智，说：“你妻蒋氏被何人勒死，扔在井中？”姚广智一听赶紧说，“小人今日在铺中听说，正想着前来报官，求老爷恩典，给小人的妻报仇”。彭公又问说：“那个妇人是你的甚么人？你为何在他家？”那妇人说：“小妇人李氏，他与小妇人的男人是结义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