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李潇枫血祭了武氏碑，李潇乔一点都没有伤心。
甚至有人说这就是李潇乔的一条计策。
李潇乔这个人就是薄情寡义，处理身边的人，就像丢垃圾一样都丢掉，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因为身边清静，所以李潇乔这个人的目的性很强，他随时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李潇乔对这些话根本无动于衷，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生气，什么时候该平静。
像民国时，土匪横行，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根本。中央集权的皇权思想根深蒂固，一旦社会动荡，有了可乘之机，各路枭雄揭竿而起，大的俨然成为各路诸侯，小的也会占山为王，取一方天地。
大小匪徒或为权位，或为金银，或为美色，各取所需。
李潇乔对李萧李瑟没什么要求，只是祭祀上格外严肃。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小时候李潇乔跟着三舅祭祀西山祖先，现在他又教李萧李瑟。
在匪患严重的各省中，山东具有代表性，有刘黑七、张鸣九，有毛思忠般恶贯满盈者，也有乔明志般抗日杀敌者，有时而抗日时而投日者。什么原因导致了土匪如此猖獗？他们是如何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淋漓尽致？社会大变革时期到底有着怎样的阵痛？
辛亥革命以后的10年里，很多报章开始不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
电影《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作品《夜谭十记》里的《盗官记》。与电影不同，小说《盗官记》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川西，土匪张麻子机缘凑巧，了解到了国民政府卖官的潜规则，决定买个县官过瘾之后发生的故事。
《盗官记》的最后一节，张麻子用大刀把黄霸天劈为两半，但他也被黄霸天的同伙们捉住了，他说：“我当个清官又有多少用呢，田地等等财产仍是黄霸天们的，我保护不了穷人，我不能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其实，由土匪到“青天”的张麻子毕竟只是小说人物，而真实的民国土匪，则大都怙恶不悛，杀人如麻。不过，小说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民国时期土匪横行的社会现实。
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日本人纳武津于1923年所著《支那土匪研究》中写道：“土匪是中国的致命伤，这一创口现在已经危及心脏周围的要害地区。”辛亥革命以后的10年里，很多报章开始不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到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
土匪为祸中国，尤以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为甚。山东自古以来民风剽悍，民国成立之后的连年战乱中，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军阀政客们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东大汉，争相来山东招兵买马。结果就如记者们在报上所报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
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势力最大。当时的报纸也指出，山东境内的土匪，不是被遣散的民军，就是溃散的定武军。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祸”
“他们居住山洞、兽穴，性情暴躁。在法律软弱无力，政府腐败堕落而无法抑制残暴和压迫的时代，在公理遭到践踏，当权者站在恶人一边的时候，他们顽强地要求……一种正义。”英国人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如是说。
在民国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
《时报》载，1917年，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3家6人，各家属邀李翔臣为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要。
鲁南是土匪的渊薮，多股匪徒先是以抱犊崮山区为穴巢，洪水猛兽般地向沂山、蒙山扩张，继而横行鲁中。到20年代末，仅临沂就有匪伙50余股。他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大者万余众。百姓为自卫计，纷纷成立“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小村并入大村，村村修围墙，筑圩子，买枪支，造土炮，设哨楼；不少地方还成立了“联庄会”，一处有匪患，八方来助剿。
1923年6月初，女匪赵嬷嬷攻破郯城八里巷村的圩子。攻进村里，他们把白翁老妪拴在窗棂上、牛车上，浇上煤油点火焚烧；把壮丁青年绑在树干上、牛桩上，用快刀削割；将媳妇姑娘统统剥光衣服，强暴后一律开膛破肚；对男婴女娃也不放过，扯起腿来在青石上摔得脑浆迸裂……不到半天，700余名百姓死于匪祸。
莱芜莲花山一带，本是水美土肥之乡，连遭匪祸后，竟成了恶狼的世界。因家畜家禽被土匪掠光，饿狼常在风高月黑时，将劫后余生的山民当作唯一可袭的目标。大白天，过路行人也常会身葬狼腹。临沭县郇杵林村，在炎夏被一个人称“大尾巴”（当地人对狼的别称）的匪首率匪破圩屠村后，无人收尸，逃荒到关外的乡人于寒冬回村时，才将全村数百口老少的白骨收于一处，葬于一坟。
1922年11月19日《申报》记载，“安邱县，一夜焚烧村镇百余，损失数十万……据调查所得，山东各县，平均每年损失在十万以上，人均每年损失在十万以上，合计全省每年用于赎肉票者在一千万余元，而焚毁村镇之损失，尚不在内。”由于土匪的猖獗，劳动力惨遭杀害，经济萧条，“人心惶骇，市面金融愈益陷入恐慌状态，大有周转不灵之势。”
官吏靠权力的侵吞，土匪靠暴力的掠夺，纯属“无本生意”
刘黑七匪部中曾流传着一串歌谣：“犋牛顷地靠沙河（形容富农），不如钢枪压着脖（意即为匪）”；“要想欢，上戏班；要想玩，撑花船；要使钱，上刘团（指黑七匪伙）；要看媳妇亲兵连（亲兵连专护刘黑七众多的妻妾）”；“跟着师长（刘黑七）到处串，给个知县也不换”。
民国初时，山东军政显要从田中玉到熊炳琦，从张宗昌到韩复榘，无人不喊要剿匪，无人不嚷要缉贼，省政府年年发兵，月月进剿，匪患非但未灭，反而愈剿愈獗。
韩复榘的部队多吃空饷，枪支、弹药皆无定数。韩部中私卖枪弹与匪者，不乏其人。韩的剿匪部队常与刘黑七匪伙，在约定地点挖道战壕，刘匪把金银财宝放诸壕内，韩部朝天空放几枪，便跳进壕内取走财物，遂将枪弹置于壕中，官军一撤，刘匪即把军械取走。顽童们见韩部朝天放空枪，常尾随其后拣铜制的弹壳去换糖块吃。
匪患与腐败常常是一种社会并发症。官吏靠权力的侵吞，土匪靠暴力的掠夺，纯属“无本生意”。前者最卑鄙，最龌龊，最无耻；后者最酷虐，最暴戾，最凶悍。官匪为祸，民不聊生。
各地县志中，对以此地贪官，去治彼地之民的事例，不乏记录，临沂县志载：“十八年二月，卸任县长周琼林一次侵吞公款四千大洋，监视数日逃去，复署临邑县。”
1928年冬，蒙阴代县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报灾请恤呈文》中，这样写道：“频年以来，凶荒、兵燹、疠疫，纷至沓来，奇灾殊祸，非惟近今之世所未有，亦前古之时所未闻。死亡流离，盖已损十之五六矣。所遗残黎，强半槁项黄馘（大半人颈项枯瘦，脸色苍黄），奄奄就毙……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数人或十余人。送死之具，初犹用棺，继则用箔，终则箔亦用尽，割取田中禾本编之捆缚以掩埋者……自五月至八月，数月之间，死者据查已达二万三千余人，迄今犹未已焉……”此怵目惊心的呈文，送达省府，竟泥牛入海。
对饥民来说，那是一只馒头几张煎饼便可当做旗帜挥舞的年代。当孙美瑶、刘黑七、张鸣九们把旗幡轻轻一举，赤贫之民趋之若鹜便理所当然。
李潇枫展开牛皮本，翻过前面几页，从姥姥的笔迹处读出来：“1800年，孩子们都没事。他们进了新胜的领地，不过那间老屋子的秘密无疑没有被孩子们得知。新胜通过某种方法把他们的记忆抹去了，很有可能新胜去祈求‘他’，借助了‘他’的力量。这个村子，几十年来，已经越来越诡异，这是没有人能管得了的。希望不要再有人来送死了。不知道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不过孩子们刚进了新胜的老屋子，村子里马上就死人了。孩子们回到家里第二天，村子里就来了两个背着大麻袋的中年男人，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也不跟村民说话，竟直接去了东坡，刚开始也并不引人注意，可第三天，在那个燕国公冢竟然出现了五具陌生人的尸体，当然包括那两个外地人。因为发生在燕国公冢，骇人的很，所以我们老人决定瞒过此事，悄悄让人调查。宏发也在此列。”
“我推测这五个人，是铜人。这样一来就麻烦了，李家正羸弱，他们的人找上门来，对李氏来说势必是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