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照落在医院大门前,那个名叫刘正义的议员该出来了。他给卡宾枪上了膛,将备用弹匣放在脚边触手可及的地方,用已经发臭的方便面桶压着,看一眼时间:19:47。
远处忽然传来机车改装排气管后狂暴的“突突”声。
两男一女。女的似乎受了伤,头歪在驾车男子的背上,双手悬空。后座男子一头金发,左手将受伤女子怀抱,右手举着战时宝岛随处可见的后备役用6自动步枪。
机车撞开医院入口纸糊一般的栏杆,丝毫没有理会暴跳如雷的保安。金发男子跳下车,看都没看吉普车旁那两名武装宪兵一眼,直接奔上台阶,冲进大厅,对导诊台护士喊道:
“professorsong,on!(译注:把宋教授叫来!)”
“难、难民”护士战战兢兢。
战争时期的岛上,所有资源都非常紧张,尤其是药品和人力。没有难民营管理机构开具的送医手续,一般人根本进不了医院,更不消说请出全院最好的外科手术宋教授。
“fuckrefugee!fuckcard!”
金发男子“叭”地将6砸到导诊台桌子上。
长枪短炮的记者、借场刷分的议员一哄而散,宪兵少尉终于从吉普车里找回自己的5冲锋枪,带上他的兵,试图扑灭这起极为罕见的滞台外籍难民持枪医闹事件。
捡来或者抢来的6(外籍人士不可能配发)、直奔导诊台、知道宋教授除了医闹,还能是什么?
“handsup!”宪兵少尉在奔跑中,将金发男子的背影锁定在5冲锋枪的环形照门里。同样训练有素的宪兵下士跟在他身后,也上了台阶,也打开了5冲锋枪的保险扣。
没有人理会那台机车,和留在门外的一男一女。
驾车男子松开机车握把,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台阶,一把撂倒跟在少尉后面的下士。从侧后肘击、压头顶膝、抱头膝击、挟颈摔拧,到夺走5冲锋枪,一连串动作只不过眨眼之间。而早在驾车男子弃车的时候,“受伤”女子已经从驾车男子身后的腰带上抽出一只手枪
手枪先响,接着是冲锋枪。
宪兵下士眼睁睁看着英勇的长官背后中枪,自己很快也挨了一枪——枪和子弹都是他自己的。
解决大厅里两名宪兵后,艾合木提下士第一个冲进237号病房。
作为总参二部五局“红蜘蛛”部队一中队一小队仅有两名“三甲突击手”之一,艾合木提从来都冲在三人作战组最前头。
不过今天的三人作战组和往常不太一样。
组长由拥有“特乙步枪射手”、“三甲突击手”、“三乙爆破手”、“二甲医护员”等资质的一中队队长司徒昂少校亲自担任,副突击手是个女人,既不是“红蜘蛛”队员,也不是前几天就随队行动的八司十一局“蝎子”大队队长冷月少校。
艾合木提下士记得,她是在四号集结点上车的,上车后只说了一句话。
中队长问:“见到目标,你能百分之百确定身份吗”
她回答:“其实用不着我来。每个声音、每个姿势,你都比我更熟悉。”
然后中队长的耳根莫名其妙红了一阵。
艾合木提不清楚目标人物身份,只知道“23周岁,身高159c体重42kg,j国语流利能读写,汉语能力满足日常口头交流”之类的基本特征。行动命令是台东任务带队指挥员蒋云中校通过安全电台下达给一中队的,详情只有中队长司徒昂清楚。
蒋云多年前曾担任总参二部五局“红蜘蛛”一中队队长,台东任务前是八司十一局行动处副处长,部队潜入台东后收到他晋升十一局行动处处长的命令。不过不管他曾任、现任何职,他一直都是艾合木提心目中的偶像,是“红蜘蛛”部队里与原二中队队长(现调任一中队队长)司徒昂少校、原一中队教导员伍眉少校(牺牲后追晋中校)并称的“三剑客”之一。
至于所谓的“台东任务”,据艾合木提所知,连中队长司徒昂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突袭医院行动之前,一中队一小队收到的命令一直是“待命”、“待命”、“待命”
“红蜘蛛”过半精锐人马藏在敌军眼皮底下待命那么多天,难道只为了冲进几乎不设防的台东县医院,救这么一个人吗?
直觉和经验告诉艾合木提:没那么简单。
不过再简单的行动也得用百分之二百的态度来面对,比如病床旁这个糟老头虽然看起来像是病号家属,手里没有武器,一副绅士打扮,但艾合木提一点也没客气。
刘正义忘了自己是怎么晕过去的。
晕过去之前,a2(那天那男人闯入家中时就拿着这枪)要的女人还躺在床上,外面突然传来枪响,接着门被踢开,一个高大魁梧的a国青年端着6步枪冲进来,然后然后就醒了。
醒来发现,床上没人。
a2的女人被6带走了。
完了。
想到a2枪口下吓得不敢哭泣的娇妻,想到懵懂微笑恍若天边初日的幼子,想到磋砣半生才有的那个家,刘正义哭了。
小时候被同班大个子抢走零花钱,他默默到校门外小摊刷了三天碗。
年少时女友主动挎上暴走族少年的机车,他笑脸相送。
进公司没几天就被老板辞退,他鞠九十度躬说,多谢往日关照。
拼搏二十年终于风风光光站在议会发言席上,却挨了横空飞来一鞋掌,他掏出手帕,轻轻拭去礼服肩上不知何种动物留下的排泄残留品,面色不改。
现在他哭了。
像孩子一样号啕,像妇人一样尖叫,像动物一样嘶嚎。他就这样离开医院。门外来了多少台军车、多少名军人、多少条枪,统统没用了。军队连台北都保不住,还怎么保住他的家?从a2闯入家中的那一刻起,刘正义就非常清楚,他所面对的不是一般亡命徒。
回到家,和预料一样,他没找到娇妻幼子,也没有看到a2。
抽完家里所有能找到的烟,刘正义拿起电话。
战时当局对民用通讯实施空前严格的管制措施,但国民裆议员刘正义家里的电话随时都可以打出去。只要理由足够充分,这个电话甚至可以接通内政部警察总署次长办公室,然而据刘正义所知,那位大学同窗四年的警察总署次长此时还在武独派叛军控制下的高雄,生死不明。
电话“嘀”三下后,一个慵懒的声音响起。
“从法官宣布证据不足那天起,我就一直等这个电话。你还好吗?刘议员。说吧,要多少兄弟、多少枪,去什么地方。”
“帮我找一个人。”
“除了总统都不难。不过这事一结,你我两清。”
“谢了。”
结束通话,刘正义回到书房,从保险柜里取出那支早在台北被围时当局就配发到户的6自动步枪。尽管退伍已有二十余年,但刘正义并未将步兵应当具备的基本技能还给那个全民皆兵的岁月。
战吧!上等兵刘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