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犹豫片刻后，在交叉路处较大幅度地打了一下方向。

车辆拐入原“国防部宪兵指挥部”营区，停在距离外围岗哨约五米处。朱茂拿出外出人员登记册，填好了“临时离队原因”、“联系方式及联系人”、“责任人意见”等项，让同行外出的另外三人在“证明人”一栏上一一签字后，拉开车门。

“这里谁的职务最高？”朱茂问。

司机扫一眼后座的其它三人，“应该是我，少校正营。”

“回去路上，你是‘责任人’。”

朱茂说完，推门下车。

直到朱茂消失在大楼入口处，司机才发动车辆，朝101部门方向继续驶去。

除了把所有的“青天白日”换成八一军徽，这座大楼与战争爆发前相比并没有太多变化。

朱茂在总参三部c局某分析处担任处长的时候，曾经使用总装备部某研究所为总参二部特勤局开发的某型3d实景模拟推演系统到这里“逛”过一圈。由于情报数据有限，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场景还无法精确到每一个房间，但重现及推算大楼主体架构、基本通道和一些保密级别较低的房间完全不是问题。而朱茂本人，恰恰是那套3d实景模拟推演系统的开发组专家成员之一。

在警备区接待室指派的一名中尉的陪同下，朱茂上校从一楼浏览到四楼，饶有兴致地检验自己的工作成果。

台北警备区是本月初才开始办公的新建单位，和内地地级市警备区一样同为正师级编制，但出于战时需要，警备区军事主官高配为副军职。由于宝岛尚未解放，成立省级军区的条件尚不成熟，所以台北警备区暂时由第八战区直接管理，待到战争结束才回归宝岛的省级军区的编制序列。

“这一路来，没见几个人啊。”朱茂说。

“警备区刚刚设立，缺编的人员还多着呢，我也是前几天才从内地调来。前面就是我们司令员的办公室，这几天他都在那睡。”

“就不打搅了。你带我——去我该去的地方。”

“请这边走，首长。”

中尉将朱茂领进消防应急通道。

七拐八绕地不知下了几层，当中尉推开第七扇门时，门上的红灯带着提示音“嘟”地亮起。墙上的扬声器用事先录制好的语音提醒道：

“您已进入一级保密区，请准备好证件，随时接受检查”。中尉就此止步，向朱茂敬了个礼，回到自己该回到的地方，关上了门。

朱茂独自一人穿过长长的走廊。

和粉刷一新的警备区办公区不同，这里的墙上甚至还留着弹孔。

半年以前某个深夜，大概也是这个时候，空降15军精干小分队突袭这里，与一支区区十余人的敌宪兵守备分队激战至拂晓，以七死五伤的代价，击毙自“宪兵指挥部”少将处长以下十一人，俘敌二人，缴获包括毛公鼎（注：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国宝）在内的珍稀文物十余件。当时这批文物已经装车待运，正准备通过大楼地下指挥中心的应急通道运出市区。

朱茂此行当然不是为了文物，因为那些文物已经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留在这里的只有这些弹孔，和那些曾经为了抢救国之重器而连续侦听276个日夜的无名功臣们。

整个第八战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大楼地下指挥中心已经成为第八战区司令部三局（技侦局）侦听中心的秘密驻地。

在解放军序列里，八司三局是个成立不到一年的新设单位，但针对宝岛的侦听工作早在蒋氏政权退守宝岛时就开始了，而且从那以后就没有停过。

包括八司三局在内的第八战区机关很多业务单位，在反分裂战争爆发以前一直以“一个牌子、两套人马”的方式秘密存在于军委四总部机关和南京军区机关内部，就连单位主官都是各个业务系统内部早就备好的，譬如：赵勇原为总参一部应急办副主任（正师职），战时转任八司一部部长；柯小良原为总参二部联系对台业务的部长助理（正师职），战时转任八司二部部长；宫洛水原为南司军务部副部长，战时升任八司军务部部长；邬思维原为南司三局分管对台业务的副局长，战时升任八司三局局长，以及等等。

八司三局，只不过是南司三局的另一套人马分离出来，换个名称正式挂牌罢了。

“1749”。

朱茂在这个数字前停下来，将证件递给坐在门旁打盹的老兵。老兵翻了翻证件，看朱茂一眼。

“搬到这里以后，您还没来过吧？首长。”老兵问。

朱茂现在证件上的职务还是十一局副局长，不是军委刚刚下文任命的三局局长。但作为总参三部c局某处原处长和八司十一局副局长，朱茂常常因为情报业务协作上的需要到八司三局办事，只不过那个时候八司三局还没搬到这里。

“以后得常来了，”朱茂说，“您身体怎么样？”

“吃麻麻香，守个门什么的，没问题。”

老兵交还证件，站起来，甩动空晃晃的右手袖管，转身打开门。朱茂轻轻地拍了拍老兵依旧坚实的左臂，愣是将原本准备好的安慰和鼓励的话语，硬生生吞回肚子里。

“请进，朱局。”老兵微笑着，突然换了称呼。

朱茂微微一怔，“您知道？”

“邬局说，您‘事不过夜’的硬作风是当年‘洛外’出了名的。今天上级一下文，他就知道您今天准来，所以一直没睡，专等着您进去交接呢。”

朱茂忽然有些感动。

凭心而论，朱茂‘事不过夜’的硬作风已随着资历增长而被岁月这把杀猪刀一一剁碎，但八司三局局长邬思维居然还记得当年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校园里那个匆忙的背影。

既然如此，朱茂也不再多说，随即推门而入。

“1749”不是门牌号，而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集体荣誉徽章，背面刻有“中央军委x年x月x日”字样。

1749号机务台原为总参三部直属第七处（正师级）下属单位，专门担负直七处与驻某国情报站的通信保障支援任务。

去年深秋，驻某国情报站被敌破获，站长被捕，其余六名成员壮烈牺牲。中央军委授予该站“谍战七勇士”集体荣誉称号，派出以总参三部直七处副处长陈邦上校为组长，1749机务台指挥长高小乐少校为联络员，总参二部“红蜘蛛”一中队中队长蒋云少校、教导员伍眉少校率一支精干特战分队作为骨干力量的营救小组，潜入某国，实施营救。此役，陈邦、高小乐、伍眉以下绝大多数营救人员牺牲，情报站站长获救回国。

门外那位老兵的右手，就是在那次营救行动中失去的。

事后不久，因战事深化而结束使命的直七处随之撤编，时任处长王达明大校调入军委办公厅（后晋升少将，调任总参二部副部长兼第八战区副参谋长）。为了不让“谍战七勇士”这个属于驻某国情报站的集体荣誉称号随着直七处撤编而消失——用王达明的话说，“至少给他们留个上香的地方吧”——中央决定保留1749号机务台，令其继承“谍战七勇士”英雄集体称号，成建制划调八司三局。

从1749号机务台工作区穿过去，就是八司三局局长邬思维大校的临时办公点。

八司三局的职责并不仅限于侦听，但侦听工作绝对是重中之重。所以邬思维很少在位于战区指挥中心的局本部坐班，而是钉在这里，长期驻守。

“全在这了吧？”

朱茂上校一边在为数不多的交接手续文件上签字，一边问。

邬思维大校屈张着指头，惮了惮朱茂上校肩上的“二毛三”，答非所问道：“晋衔命令一般是每年三月、九月份下达，您这上校——还得再扛个把月啊，学长。哦，没了。这一串过去全签完，我就到您原来的岗位上任去。”

“什么叫‘我原来’？我在那边是副师职，你过去是正师职，能一样吗？”

“正师职的副局长还是副局长。等正牌的许局回来，说不定我还没您混得好。”

“滚蛋。”

“为人民服务！”

邬思维大校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学长朱茂上校敬了个礼，卷起铺盖，走人。

门刚刚合上，扛着中校军衔的局长助理推门进来。

“先带我熟悉下环境。”朱茂说。

“我们从哪开始？朱局。”

“重中之重，1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