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是如此惬意，到处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好生活，我感到目眩神迷。
人们发财之后，两种供给就吃紧了，一是房地产市场，一是曼哈顿私立学校。
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就跟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对我们来说，进不了好学校，等于是被美洲豹吃掉。
永远要提前准备，很早、很早以前就要开始准备。
环环相扣是一种令人很焦虑的生活育儿方式，让人活得很紧张，因为你永远不能松懈，永远不能休息，不管什么事都一样。
我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一样，跟全世界的妈妈一样，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在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风险职业。当母亲的人压力很大，很焦虑，因为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通在我们身上。
在上东区，孩子的朋友和玩伴可以决定你的阶层，你的阶层会更上一层楼，也或者你会被拖累。你帮孩子找到什么样的玩伴，你就是什么社会阶层。如果你地位低下，你天真可爱的孩子也会地位低下。
从地理上来看，上东区和西村只相隔几英里，我家只不过是从城市一角，搬到另一个角落，听起来没什么。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以及从心理层面来说，上东区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有大大小小的事得处理，例如让儿子习惯新床，或是适应浴缸发出的声音。此外，我们全家人都得适应新环境。上东区比我想象的还古板，还正式。我第一次到转角的杂货店时，发现自己穿得实在太随便，居然套上牛仔裤和木屐就出门了。杂货店里所有的女人都盛装出席，花枝招展，虽然那只是一个平日周二的早上十点。所有的女人仪态端庄，一双靴子不晓得要几万，开司米风衣上的纽扣亮到刺眼，飘逸秀发充满光泽，连购物袋都美翻天——她们身上的一切都看起来贵到吓人，而且经过非常精心的安排。看来在新家的独特生态世界，无处不是舞台，每一天都是上演服装秀的机会，所有人等着展示以专业手法打理过的头发与妆容。
就算躲进新家那栋建筑物，也无法让我感到更轻松、更自在，或是更友善。我们一家人搬进去的时候，住户正在吵是否该强制规定，用婴儿车推孩子的人，只能搭乘平日用来运包裹和垃圾的货梯。显然某几位邻居认为，客梯是给所有人用的，除了小孩；但狗可以用。这栋大楼的狗穿着开司米毛衣与皮衣，狗链上点缀着珠宝，狗主人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老祖母、手上戴着巨大钻石的年长贵妇。一天下午，一位雍容华贵的年长女士走进电梯，手上戴着我这辈子看过最大颗的宝石。我偷偷问电梯服务人员：“那是真的吗？”对方被我吓一跳，扬起眉毛小声回答：“我想是真的，而且她有好几颗。”
我每天都在惊叹身边的人有多富裕。我惊叹的点，不只是整个街区还有邻居多有钱，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活在“极度的生态释放效应”（extreelogicalrelease）之中。所有的生物都和自己的周遭环境息息相关，平日的生活形态、整体的生命周期以及演化，通通受气候、动植物与掠食情形等环境条件影响。在全球大部分的地方，人类依旧在对抗掠食者与疾病。许多人为了活下去，喂饱自己的家人，不得不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例如巴西的热带草原、雨林与贫民窟里的人类。当然，富裕的西方工业化地区过着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的晚餐来自商店预先处理好的食物，我们有疫苗，而且借用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赫迪<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的话来说，我们的托儿所外面，没有美洲豹在一旁虎视眈眈。简而言之，生活在西方的我们，以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舒舒服服生活着，无须担心环境造成的生活限制。然而，每一天我在上东区东奔西走，寻找着舒服的意大利芙蕾特（frette）<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被单、闪亮的all-cd<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锅盆，以及完美壁灯时，心里在想，没有任何人类族群像曼哈顿上东区的居民一样，如此极端，如此全面地被释放，横行于自己的栖息地。这里有deanadeluca<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提供的巨大香甜草莓，还有巴博尔（barbour）<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舒服、利落的大衣。干净整洁与祥和安宁的街边，满是小巧的精致蛋糕店，等着你把新鲜美味的甜点带回家。一切是如此惬意，到处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好生活，我感到目眩神迷。
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则是满街可爱至极的童装店。从我的新家走出去，不过几个街区，就有十几家那样的店。它们专门卖车工精细的美丽童装，那种在下城区绝对看不到的款式——小巧的羊毛短裤和长筒袜，米白皮底的海军蓝鞋子，小圆领、红色荷叶边的白上衣，以及给小男孩穿的传统菱格纹毛衣。那些衣服全都在意大利或法国制造，唯一的例外只有睡衣，睡衣都来自葡萄牙。我最喜欢的一家高级童装店叫“王子与公主”，我很想在那家店帮儿子买一件浅蓝色的开司米小毛衣。我问店员什么时候会降价，她告诉我：“不会有折扣季，我们从不打折，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合身的尺寸。”看来人类如果生活在生态释放的状态下，他们当父母的方式也会改变。然而，除了为漂亮的童装掏钱，在物质富裕的上东区当小孩、当妈妈，活在到处是高级舶来品的世界，究竟代表着什么？活在这样的世界会对当妈妈、当孩子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我焦虑地想着，这对我的孩子会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知道就算是在上东区，也不是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伊甸园生活。夏娃也有等级，分为贵妇、有钱贵妇与超有钱贵妇，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超有钱贵妇最精雕细琢，最美貌，而且一般生最多的孩子。我第一次看到带着一群孩子出门的贵妇时，吃惊到大脑一片空白。那是一个身材小巧的棕发女子，发型完美，服装完美，身边带着两个保姆，拖着六个孩子走进一家顶级童装店。几个孩子扭来扭去，闹脾气不肯试穿的高级衣物，一件大概都要好几千美元。我看着他们，心想其中几个会不会是前妻生的？一定是的，对吧？不对，错了。她离开后，店员告诉我，那些孩子全是她亲生的。她是家庭主妇，老公事业做得很大，家里有很多房子，还有很多店面。这样的女性在我的新栖息地有很多，她绝非特例。
很快，当我再看到生一堆孩子的家庭时，便觉得习以为常——到处都是这种家庭。以前人家说两个孩子刚刚好，但这里则是三个孩子刚刚好；别人是三个孩子不嫌多，这里则是四个也不嫌多——以前大家听到有人生四个都会愣住，但在上东区这种事没什么。这里生五个小孩的人不是疯子，也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才生那么多——生五个只说明了你很有钱。生六个的话，显然整栋楼都是你家的，或是你有私人湾流机。我家那栋大楼分为两派，一派是老人，一派是有孩子的家庭——老人派是一群退休的人，他们养着汪汪乱叫的小型狗，坚称坐婴儿车的婴儿只能搭货梯。另外一派则是孩子还小的夫妇，强烈要求在大厅划出游戏区，纽约最近很流行这种规划。带着孩子的人通常全年都留在城市里，不像上一代常跑到郊区度假。经济正繁荣，有钱人——不论是因为对冲基金而发财的暴发户，或是继承很多遗产的人——他们抢着买联排住宅，或是一次买两套以上公寓然后打通，让家里有三四个或六个卧室。以前只有在纽约东南方的威斯特彻斯特郡，或是全美人口最少的怀俄明州，才能提供那么大的空间。
人们发财之后，两种供给就吃紧了，一是房地产市场，一是曼哈顿私立学校。前文提过，房地产的存量不足，赶不上需求。至于私立学校，以前只要付得起学费（目前托儿所一年大约两万五美元，幼儿园再上去则是三万五美元以上），你的孩子就能入学；想念布里尔利的话，只需要烦恼钱的事就好。现在则没那么简单。我在报上读过，也听到附近咖啡厅或坐在公园椅子上的妈妈在聊，现在很多人决定住上东区，而且很多人负担得起私立学校，入学方式完全不一样了。
孩子很多，爸妈的钱也很多，但学校就只能收那么多学生。在上东区这个丰饶之地，有些东西却极度难以取得。在上东区变异的生态，无法把孩子送进贵族学校，就跟被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逮到一样恐怖。对我们来说，进不了好学校，等于是被美洲豹吃掉。
电话里的女人大呼：“你忘了？”“忘了”这两个字，被用高八度的音量喊了出来。
她的语气充满斥责与难以置信，态度不可一世：她知道自己手中，握有别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东西。我原本还以为，因为我和先生确定以后一定会把儿子送进公立学校，所以不需要为了未来可以进高级的私立学校，先在托儿所卡位；但没想到在上东区，抢托儿所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管是普通的，或是顶级的，通通都一样。所有的纽约父母都为孩子的学业而紧张，而且有钱人生得多，就连以前被视为“备胎”的学校，现在都争破头，几乎抢不到。曼哈顿孩子多，处处是望子成龙的焦虑爸妈，但托儿所还没来得及扩张，应付庞大需求，大部分的班级人数还是像以前那样，几乎没增加，也没人开设新托儿所。
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行，因为大部分的人坚信，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必须接受正规的学前准备，练习社交，赢在起跑线上。电话上的女人抓住我的心理，我坐在家中就被“掠食者”捕获了——我很焦虑，希望才几岁大的儿子能有美好未来。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血压不晓得飙高到多少，我觉得心脏快从眼眶里跳出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再次解释为什么自己忘了申请托儿所。这是今天早上第三次了。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可能忘，但我们家最近才刚从下城区搬过来，那里的规定不太一样，最后申请日期比较晚。我哀求电话上的女人，如果她能透露花时间解释下去有没有用，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有用，如果她愿意怜悯我，我将立刻冲过去领“圣袋”——装着报名表及格式说明的大型牛皮纸信封袋。申请学校的父母必须写一篇作文，说明自己为什么想让孩子念该所学校。有的时候，圣袋甚至会附上推荐信格式。我不断说：非常、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听我讲话，真的，很抱歉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然而我真正想讲的真心话（不只是对这次接电话的人，而是对每一个接电话的人），其实是：“为什么你们要高傲成这样，故意刁难人？！”只是托儿所而已。我知道，孩子太多，入学名额太少，这些我全都懂，但托儿所应该是个让孩子吃全麦饼干点心、用手指蘸颜料画画图、围在一起玩游戏的地方。那个地方理应温暖和善，可以让孩子享受动手的乐趣，还可以交朋友，听故事。电话上的女人是托儿所和外界的窗口，难道不应该有礼貌，乐于助人？即便打电话过去的人搞不清楚状况，问了过于天真的问题，也应该保持耐心呀。上东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显然让小朋友有地方玩游戏是极为严肃的一件事，要花很多功夫。不论是申请学校或是替孩子找玩伴，事事都有一套正规程序，有自己的规矩，关于学校我还有很多需要学的地方。
我在音乐班上认识的几位妈妈，还有我带大了四个孩子的嫂嫂，都是上东区人，她们帮我恶补上东区教育的知识，教我学校的事该怎么处理。她们说某几家托儿所的所长认识再往上的学校校长（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八年制学校，或是到十二年级的十二年制学校）。那些校长之间关系很好，有办法把学生送进“好大学”——今日的世界进入超级竞争状态，不只是常春藤名校才称得上好学校。现在不管是哪所美国大学，只要教学还可以，有研究设备，就可以称作好大学。此外，很多托儿所和再上去的学校，都有很方便的“兄弟姐妹条款”——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进了某所学校，你其他的孩子以后几乎一定都可以进。托儿所会影响你的孩子以后念哪所大学。如果搞定了，以后你只需要申请“一次”十二年制学校。托儿所远比你以为的重要，托儿所的所长更是势力非常非常庞大的人士。没错，我和先生确定儿子以后念旁边的公立学校就好，但万一呢？万一以后我们想在某个阶段让儿子念私立的怎么办？万一公立学校班级人数过多，儿子没办法好好学习，那该怎么办？万一儿子上学的时候，或甚至还没入学时，旁边的公立学校品质就已经下滑，那该怎么办？（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有时换了校长后，校风就会变。）目前的风气是“考试引导教学”，公立学校的老师、孩子、家长，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身心疲惫。万一儿子上学的时候风气还是这样，他依旧和很多孩子一样，被考试压到喘不过气，那该怎么办？万一为了什么天知道的理由，我和先生有一天想让他改念私立学校，那该怎么办？那表示我们现在就得认识厉害的托儿所所长，这样未来有一天他就可以帮我们牵线。这下子我终于懂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叹气，又变成哀求者了，而且比起找房子的事，看来这次我处于更大的劣势。我和其他上东区妈妈不同，没收到“提醒单”。显然大家都有一张提醒单，上头写着：“永远要提前准备，很早、很早以前就要开始准备。”我在游乐场还有公园和其他妈咪聊天，从她们身上我学到一件事：该做的事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在你以为该开始的时候，再提前很多时间准备就对了。举例来说，还没进托儿所之前，孩子就应该先上迪勒奎尔音乐学校（diller-quaileschoolofsic）<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的课。到迪勒奎尔上课之前，就该先参加婴儿团体。每一件事环环相扣，而且感觉像是内线交易，你必须是上东区妈咪的一员，才会知道该做什么，才有办法交换资讯，才能抓准某件事的时机。
环环相扣是一种令人很焦虑的生活育儿方式，让人活得很紧张，因为你永远不能松懈，永远不能休息，不管什么事都一样。其他妈咪听到我把儿子送到一般的金宝贝（gyoree）<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学音乐”，纷纷摇头。她们让我忍不住想起珍妮古道尔笔下的母猩猩菲洛。菲洛是很有野心的一家之长，她用精明的手段，巧妙地与其他黑猩猩结盟，把自己的后代菲菲、菲甘、菲本，推上坦桑尼亚贡贝黑猩猩最高阶层，成为统治阶级<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菲洛让自己的家族，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王朝，支配着不同的黑猩猩世代。至于在上东区生活的女人，只不过想勉强跟上大家，就已经得有菲洛等级的毅力、聪明才智、深谋远虑以及手段。
上东区的女性告诉我事情该怎么做的时候，在我眼中她们似乎长出深色羽毛、尖锐鸟喙，以及鸟类冷酷无情的双眼。好吧，其实我想起英国鸟类学家戴维拉克<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研究的母鸟。拉克在二战过后研究英国乡间鸟类的育儿模式，他的研究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母爱的美好幻想。拉克发现，有的鸟妈妈比其他母鸟成功，成功养大代代相传的后代，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的鸟妈妈成功，有的却失败了？他观察后发现，有的鸟妈妈在每次的繁殖季节，都发疯似的全力以赴，尽量产下最多的蛋，也照顾最多的蛋，耗尽自己所有能量。这种母鸟因为太过努力，不但要保护一大窝小鸟，还得帮它们找到食物，最后疲惫不堪，身体虚弱，死亡率较高；而它们一死，孩子们也连带活不下去。这种“无私”的鸟妈妈成功孕育下一代的概率，不如冷酷、比较会算计的母鸟。后者会在尽心尽力孵蛋以及帮雏鸟寻找食物之前，先打一打算盘：“看来今年春天会来得比较晚，而且非常寒冷，大概找不到太多虫子。我应该孵这次生下的蛋，还是这一批就算了，等下次环境比较适合生存的时候，再多下几颗？或是这次就孵两颗就好？”拉克发现，等小鸟孵化后，母鸟又得再次面对风险。不太明智的鸟妈妈会喂食整窝的小鸟，比较聪明的鸟妈妈也可能整窝都喂，但它们会看情况，放任体型较大的孩子，把体型较小的孩子挤出窝外，或是看着它们啄死自己的手足。聪明的母鸟甚至可能干脆放弃整窝雏鸟，等下次繁殖季节来临时，在虫子较多的地方，和更身强力壮的配偶再生一窝蛋。拉克发现，母鸟若要成功带大下一代，除了要愿意牺牲奉献养育孩子，有时也得“节省母爱”。聪明的鸟妈妈精打细算，每天依据生存条件“做着为人母的算计”。赫迪等研究进化与灵长类动物的学者很快就发现，不管是人类或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都会打同样的算盘。
的确，上东区的妈妈可以求助避孕技术，而且资源丰富，爱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跟鸟妈妈完全是两回事。上东区的妈妈有能力抚养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而且还能大量提供所有孩子食物、关爱，以及博普缇（bonpoint）<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i>生产的顶级法国童装。不过那并不代表上东区的妈妈没有自己的育儿策略，她们就连受孕日都打过算盘。在温暖、懒洋洋的夏天生孩子，应该不错吧？暑假是父亲比较好请产假的时候，而且每年孩子过生日的时候，都可以在户外办派对，举行野餐，吃蛋糕，听起来很棒对吧？这位姐妹，你错了！生日在夏天一点都不好，尤其如果是男孩更糟。人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小男孩比较活泼好动，比较不听话，而且发展动作技能的时间比女孩晚，因此最好“大一点”再入学。美国的南方人喜欢让男孩晚上学，这样孩子入学的时候体型就会胜过别人，比较容易被选进校运动队。纽约人喜欢让孩子晚上学的原因，则是为了让孩子重要的大脑和认知发展胜过同学。
理论上学校每个年级招生时，只收八月以前出生的男孩，我儿子是七月生的，差一点就要转年才能入学，但还在期限之内；不过嫂嫂说，学校的官方期限是八月，但其实是五月，而且他们比较喜欢收十月出生的孩子。也就是说，在一月、二月、三月受孕的母亲，通过了母猩猩菲洛的竞赛，她们的孩子可以进人人想进的学校。其他在六月、七月、八月生孩子的母亲，在曼哈顿私立学校的体系下，她们的孩子则一辈子都背负着污点。我一个上东区的朋友开玩笑，她说做试管婴儿的诊所应该在九月、十月、十一月警告大家：这段时期别做人工受孕。
也就是说，我不只太晚才开始申请托儿所，还在错误的月份生下性别错误的孩子。我向一个刚认识的妈咪请教托儿所的事，她惊呼：“天啊，你不但还没申请，而且儿子还生在糟糕的月份？”另一位妈咪在儿童游乐场当着儿子的面，也说了同样的话，儿子大哭：“妈咪，我的生日为什么很糟糕？”我安慰他：“亲爱的，没这回事。”但那是句谎话。我这个做妈妈的人，让我们母子俩身处于出生月份的确分成“糟糕”和“不糟糕”的世界，但眼下也顾不得了。依据所有妈妈的说法，我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给托儿所，所以我打了。
电话那头的女人，让电话发出很大的“锵”一声后，再度接起电话：“抱歉让你久等。”她听起来一点都不抱歉：“不能申请了。”她连再见都没说就挂断电话，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谢她，可能她有什么急事要办吧。
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用最镇定的方式放下电话，心想干脆不要念好了，干吗搞得紧张兮兮，弄得自己像神经病？谁在乎小孩上哪个托儿所，儿子上不上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的小孩就算没上托儿所，还不是照样长大。我自己就没上过，也没怎样。可是上东区不是西非，不是亚马孙平原，也不是密歇根的大急流城。不行，儿子的未来可能受影响，不能就这样放弃。我如果就这样算了，算哪门子的妈？
我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我跟上东区的妈妈一样，跟全世界的妈妈一样，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灵长类动物由于童年期很长，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以人类标准而言，其他的哺乳动物从出生、断奶到性成熟，速度快到惊人，人类以及dna与人类最相似的物种则是慢慢来。圣路易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凯瑟琳麦金农<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0<i>专门研究灵长类动物，她表示：“大部分的灵长类动物，一生25%至35%的时间属于青春期。”以猩猩为例，五岁以前都称为“婴幼儿期”，青春期则大约长达十至十二年。“以整体寿命与体型来看，所有的猿类和大多数的猴子，都拥有相当长的青春期。”
每种生物情况各有不同，不过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孩子出生时最无法自立，依赖期也最长。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基本上是尚未发育完全的胎儿，神经还没完成联结，极度仰赖成人照顾。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出生时连抓握都有问题，得由成人抱着。而且人类不只是出生时很脆弱，在接下来的嗷嗷待哺期，我们的“幼态持续”<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1<i>（幼年特征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现象）以众多深远的方式，同时影响着父母与孩子，而且一影响就是许多年。人类学家梅雷迪斯斯莫尔<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2<i>表示：“人类的童年期造成人类有较长、较复杂的父母期。”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与子女密不可分。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而且时间通常长达一生。我们让孩子衣食无缺，还付钱让他们受教育，一路要照顾到成年。接着我们还可能帮子女买房子，而且提供爱、资源给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人类为了后代付出庞大代价，而且一付出就是一辈子，这一切要如何解释？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从前并非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不太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一直停留在婴幼儿期，接着又要一直靠别人养，而是得立刻进入性成熟期。科普作家奇普沃尔特<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3<i>表示：“大约在一百万年前，进化的力量让人类的婴幼儿期与前青春期之间，又多出六年——多一段童年期。”为什么会这样？数十年来，专家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改变，是因为早期的年幼人亚科（honinae）<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4<i>需要一段额外的时间，学习语言与使用工具等技能。从这种观点来看，人类的童年期不断拉长是为了传授必要知识。人很特别，需要特别的童年期。
不过这种理论有漏洞。天择不太可能选择多出一段会加重父母负担，还让父母、子女与整个族群都陷入危险的时期，只为了让某些孩子可以学习生火与流畅的表达能力。如果要弄清楚为什么人类会出现童年期，不能继续假设古代的童年期一直都像今日这样。或许最初的童年期，不是为了玩耍，也不是为了学习。或许童年期的出现，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成人，对成人有好处。巴里博金<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5<i>、克里斯汀豪克斯<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6<i>、安妮泽勒等人类学家认为，唯一说得通的理论，就是儿童期是为了减轻成人的负担，好让成人可以生下一胎。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孩子是小帮手和保姆，可以让母亲休息与恢复体力，母亲才有办法养大他们，接着生出更多孩子。一起帮忙养孩子的人不是男性伴侣，而是孩子。其他的人属动物消失在地球上时，现代人类却活了下来。儿童期是拿来工作，不是拿来玩的时期。
我们只要看现代的人类，就能了解学者的理论。在多数文化中，孩子到了七岁就开始帮家里做事。他们照顾鸡鸭、整理厨房、帮忙拣柴火、煮饭洗衣服、在市场上叫卖。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年幼弟妹的保姆，甚至照顾表弟表妹。事实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托马斯韦斯纳发现，在多数地方，照顾与陪伴年幼孩子的人，主要不是母亲，而是年纪较大的孩子。研究儿童的学者表示，孩子天生喜欢帮忙，可以很和谐地融入一群年纪不同的同伴之中，彼此有个照应。他们会观察大人，和大人一起工作，还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孩子。
这种大自然的安排，似乎适用于每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不需要太多技术就能帮上忙的活。举例来说，在墨西哥传统的玛雅村庄，孩子会照顾家里，还会在市场上摆摊。人类学家克莱默发现，当地的孩子对自己很有信心，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做得很顺手，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小大人。他们的父母不像西方工业国家的许多父母，从不觉得自己充满压力、沮丧又疲累。在西非国家，孩子三岁就要开始帮忙。人们常说：“有孩子的人不可能穷。”孩子是资产，被爱、被重视。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可以带来真正的欢乐，因为他们可以做出贡献，“带财”到这个世界。
然而在工业化的西方，我们让童年期变得很不一样。我们认为孩子什么都不该碰，长大再说。他们是被照顾、呵护的对象，不会处在周围有很多人说话、技能与年龄各异的团体之中，身边不会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堂兄弟姐妹围绕，一起学习讲话，帮家里做事。西方的孩子会上学，有时两岁就得上。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和同龄的孩子，以及没有血缘关系、不一定真心关心他们、被称为“教师”的陌生成人，一起被隔绝于社会之外（如今出生率低，学校是聚集一群孩子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的孩子没有一群年长亲戚教他们实用技能，也没有人一整天在他们身边说话，让他们学习语言，他们是靠不断重复相似的声音学说话（我们反复念着：“哒哒哒哒”和“猫猫猫猫”）。在我们的世界，孩子是大人的“工作”，大人的生活绕着他们的需求打转，而不是孩子绕着大人转。每次你帮孩子铺床，或是帮他们煮完特制的儿童餐后得清理厨房时，你都会感受到他们的确是你的工作，或者你要付钱请别人替你做。
人类学家斯莫尔指出，在我们目前身处的地质学年代“人类世”（anthropoe）<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7<i>，孩子是“无价之宝，但毫无用途”。西方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重视孩子，别的文化崇拜祖先，我们的家长却是孝顺孩子的“孝子”“孝女”。不过我们也抱怨养孩子又贵又累人，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太需要养活自己。西方做了和进化结果相反的事，结果就是母亲身处特殊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环境。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富裕的现代西方发明出来的东西，照顾孩子、陪伴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这种观点，也是现代的产物。人们认为母亲除了要负责让孩子活过婴儿期，也要负责他们整个童年期的幸福安康，甚至为他们一生的成功负责。就算母亲不是唯一要负责的人，人们也认为责任大多在母亲头上。现代西方因为童年期不同，母亲身上的责任也因而不同。我们西方人完全无法想象古代是什么样子，也无法想象世界其他角落的情形。
童年期与母职的变化在曼哈顿上东区最为明显，让人喘不过气。在这个人人有资源爱生几个就生几个、高度竞争的小小世界，养出“成功的”孩子是地位的象征——可以反映出你的身份地位。拉拔孩子、无怨无悔照顾他们是一种天职。在上东区当母亲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风险职业。当母亲的人压力很大，很焦虑，因为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通在我们身上。孩子要是成功，那是我们的功劳；孩子要是失败，那是我们当妈的人失败。这种想法太牢不可破，我发现自己逃脱不了这个重责大任。
也难怪上东区的妈妈，全在脖子上戴着刻着孩子姓名缩写的小牌子，手指上也戴着叠戒，一个戒指代表一个孩子。此外，在她们的通讯录上，妈咪的名字被列在孩子底下，因此在许多我新结交的朋友的电话与电子邮件通讯录上，我的代号不是“薇妮斯蒂马丁”，而是“埃利奥特马丁的妈妈，薇妮斯蒂马丁”。母亲与孩子完全融为一体，我们由我们的孩子定义。上东区的妈妈会用名牌绳挂着自己孩子学校的识别证，上头写着“某某人，家长，某某学校”。每次我看到女人脖子上挂着那种东西，都会想起我们附属于孩子之下。写电子邮件的时候，我们说明自己是谁与署名时，都会附上自己是“皮尔斯的妈妈”或“埃弗里的妈妈”。我们对话时会问：“你问了斯凯勒的妈妈没？”女人变成自己的孩子，孩子和她们融为一体。我的作家朋友艾美弗森曼写道：“就好像我生孩子之前，没有自己的人生，谁都不是，就好像是孩子给了我生命一样。”
其他的孩子，那些妈妈早已替他们申请学校的孩子，他们比我的孩子优秀吗？我每天看着名单越来越短的托儿所，心中十分焦躁。每多过一天，能申请的学校就越少。这是一场大风吹游戏，而且我有不能输的压力。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聪明、比我的孩子可爱吗？他们的父母是比我和先生还要好的父母吗？我不这么觉得。不管多难，我都要申请。我打给嫂嫂，打给向导英嘉，请她们帮我。她们和她们的朋友，没有和我家孩子同龄的孩子，所以可以无私地帮我，又不必担心我的孩子和她们的孩子竞争。你可以说我渐渐学会了上东区的做事方法，也可以说我完全失去自己的观点，看你从哪个角度看。
英嘉跃跃欲试，整装待发，迫不及待要帮我。过去几年，她因为卖房子的缘故，认识数十个孩子念高级托儿所的人。嫂嫂也很乐意帮忙，但我碰上了“第一志愿难题”：在曼哈顿，等你走完申请学校的手续，计算过入学的可能性，以及确定你有多想进那些学校之后，得寄一封信给自己的“第一志愿学校”，或是和校方谈一谈。你在那封信上，或是谈话的时候，要表达自己将忠贞不贰，也就是说你要向学校保证，如果它们收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绝对会去念那所学校。如果你靠着朋友的推荐，让学校a收你的孩子，最后却去了学校b，你会让朋友脸上无光，不但失去一个朋友，这辈子再也别想让任何孩子进那所学校。我嫂嫂的四个孩子上托儿所时，就在她家旁边的那家托儿所相当欢迎大家来就读，但等到我和先生要申请的时候，纽约刚好处于热钱乱窜的时期，再加上那家托儿所的升学记录很好，已经变成曼哈顿最炙手可热的学校，最近还曾爆发一场丑闻：某个华尔街人士为了帮客户把孩子弄进去，捐了一百万美元，结果学校最后没收那个孩子。
儿子要进托儿所之前，得先通过书面申请、双亲面试，以及先在学校“试玩”。虽然我很晚才开始申请，英嘉和嫂嫂打电话请朋友帮忙之后，我还是拿到了申请表。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上东区东跑西跑，搜集简章，然后开始写作文，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宝的特殊专长、他的优缺点，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我实在很想写：“鬼才知道，他才两岁！”不过当然不能那样写，我只能不断用头敲墙壁，希望想出还算得体的答案。填完申请表后，接下来是“试玩”，但我都称之为“海选”，因为那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托儿所会把试玩的时间，安排在孩子午睡的时段，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那么做，除非学校真正的目的是尽量排除“不合群”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否因为太累，在玩具厨房里闹别扭？或是打了游戏桌旁其他孩子？不专心听故事？那就恭喜了，祝你下次好运。我永远忘不了某次的“试玩”。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一个颜色鲜艳、上面有旋钮、灯光和按钮的游戏烤箱。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计的大风吹游戏，他们想看看，一群累坏了的宝宝在面对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他们能否在特定情境中依旧排队，延迟享乐，压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绪？
儿子等啊等，都轮不到他玩，眼看就要哭起来。其他的孩子互相推挤，也推了儿子，现场的“试玩”一团混乱。儿子哭了出来，我气坏了，受不了这种实验，站起来安抚他（托儿所永远不会告诉家长该坐在哪里，也不会告诉他们在这种愚蠢的“试玩”活动时，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一头雾水时的表现，也是他们的“评估”项目）。当时我真希望，好吧，我现在也希望，可以把那些所长关进十八层地狱。凡是无缘无故给两岁孩子压力，折磨满怀希望、紧张又脆弱的母亲的所长，应该通通关在同一层。
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时，现场盛装出席的妈妈们，也都紧张兮兮，处于崩溃边缘，生怕孩子出错。我们自己也知道，家长也是托儿所测试的对象。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些学校的工作人员看着众家母亲坐立难安时，他们反而得到快感。他们掌控着人脉，有权选择哪个家庭才能入学。小小孩们谁会被挑中、谁会被淘汰，全要看他们的心情。你们这群有钱有势的女人，落到我们手里，还不是一样。你常可以看到某个妈妈帮孩子穿好外套，走出幼儿园，然后就在街上哭了起来。儿子海选“失败”时我也会哭。有一次，他不但吃了游戏沙桌里的沙，还对一个抢他书的小孩说：“还给我！”另外一次，试玩的地点是教堂，结果儿子走进教堂时大喊：“下地狱吧！”托儿所的人员眼睛眯了起来，显然他们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就这样，我和儿子历经了数周残酷的试玩仪式，一遍又一遍重来。我觉得这根本是合法的施虐狂乐园，我打从心底感到恶心。
但我能怎样？其他妈妈又能怎样？我们只能任由托儿所宰割。感觉得出来，那些托儿所的人，很多眼睛长在头顶上，盛气凌人，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一些小人物。大家之所以都得求他们，完全只是因为托儿所不足，僧多粥少。先生的侄子侄女念的那家托儿所，申请人数爆炸，而且想让孩子进去的人，大多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人，可以动用关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多申请几家托儿所，不能把希望都放在热门学校。我拖着可怜的儿子，试过一家又一家的托儿所。有一天，我们又要参加“试玩”，现场都是儿子不认识的小朋友。儿子拉着我的手，仰起头告诉我：“妈咪，我办不到。”我听了眼泪都快喷出来。
儿子要到嫂嫂孩子念的那家高级托儿所试玩时，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儿子去比较好，因为他是个非常冷静沉着的人。先生说，那家托儿所的所长，大概是全曼哈顿最有权势的人，也因此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说完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这不完全是玩笑话。那天我手指不断敲着桌面，焦急等待先生和儿子的面试结果。电话响起，我吓了一大跳，差点摔下椅子，先生低声告诉我：“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心一沉，尽量用最不歇斯底里的声音问：“怎么了？”
先生说，儿子试玩的时候，托儿所的所长也在。所长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培乐多黏土，一起画画，一起说话。玩到一半的时候，儿子想要引起所长的注意，叫了她好几次，但教室太吵，所长没听到，儿子竟然打所长的手臂（虽然只是轻轻地），大声说：“嘿，我在跟你讲话！”
我至今都不明白，儿子最后是怎么进了那家托儿所，我从来没问过原因。我和先生想，大概是嫂嫂的影响力吧。虽然那是一家人人抢的托儿所，但那所学校非常重视关系。如果你家曾经有人成功把孩子送进去，而且一送就是四个，还捐了一大笔钱，又好相处，你申请的时候就有优势。在学校眼中，你是有关系的人，选你大概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就算你儿子打了大老板的手也一样。我们家靠着这层关系，出了一个念全纽约“最好的”托儿所的孩子。我享受到沾亲带故的好处，但成功进入这个小圈圈后，真正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我和先生因为儿子进了一家“好”托儿所，欢天喜地，简直是灌篮成功，或是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知道最好不要到处跟别人讲这件事，免得像是在炫耀，但我道行不足，我其实很享受其他妈妈嫉妒的眼神。每次别人问儿子念哪家托儿所，我回答后，大家都很羡慕。能进那家托儿所，简直像是拥有一幢联排住宅，一颗大钻石，或是在汉普顿海边有别墅，那代表你很有人脉，很有办法，你的孩子等于是进了“一流学校的直升班”，你完成了曼哈顿人的美梦。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是个“好”妈妈，就跟母猩猩菲洛一样。
但这次又跟买房子的时候一样，我和先生以为已经抵达终点，一切都结束了，实在太天真。除了非洲塞伦盖蒂草原旱季时，口渴的动物抢水喝的水坑，世界上最危机四伏、你争我夺、血流成河、龙争虎斗的地方，就是曼哈顿私立贵族学校早上与下午的家长接送区。接送区的走廊，让高盛集团的会议室（此处据某位投资银行家形容：“那里的人甚至懒得在背后捅你一刀。他们会当着你的面直接砍你，然后踏过你的尸体。”）看起来像是个祥和、友善、可以和善良质朴的奶奶一起散步的地方。这下可好，我身处全美最富裕城市最势利眼地区最贵族的学校，每个人虎视眈眈，等着为自己的孩子谋最好的福利。我早该看出自己处于什么境地，但偏偏没意识到这件事。
儿子恰巧在纽约经济最好的时候进托儿所，人人的血液里都流着肾上腺素，空气中弥漫着希望的气息，到处都有大买卖成交，曼哈顿的每一个人幸福洋溢，处于买第二栋、第三栋、第四栋房子的好时机。但我每天把儿子送到学校后就开始哭，我哭不是因为儿子走进教室的景象让我太感动，也不是因为放开儿子的手象征他长大了，更不是因为当妈的人偶尔有心酸的时刻。
不，我哭是因为其他妈妈实在够坏。我向先生还有下城区的朋友抱怨时，都叫那群妈妈是“可恶的贱女人”。
那些妈妈站在走廊上时，各自站成一圈一圈，头低低的，不停窃窃私语，说着闲话，还不时偷笑。所有人似乎“以前就认识”，而且都穿一样的衣服，昭告天下她们是同一国的——下雨就穿博柏利（burberry）雨衣，天冷则穿时髦羽绒外套。她们脚上的浪凡（nvin）包脚平底鞋，或是高到不行的高跟鞋，都让人知道她们“有司机接送”，不需要走路。她们窃窃私语的时候，其实可以偶尔抬头和我打个招呼，但她们几乎从来不开尊口。每天我都提早到学校，以避开想钻个地缝躲起来的感觉。我向其他妈妈打招呼的时候，她们视若无睹，就好像我是透明人。我只能尴尬地一个人站在一群人旁边，没人理我。每天教室门一开，我马上把儿子送进去，说再见，然后立刻转身离去。站在走廊上时，我总是感到怅然若失，心中纠结。除了当隐形人让人不好受之外，最严重的问题是，我和先生完全无法帮儿子找到玩伴。
孩子放学后，父母得替他们找到玩伴，约别的孩子一起玩。我和先生努力安排，发短信，写电子邮件，打电话。我知道其他妈咪和其他学校是怎么做的，但我的短信，我的电子邮件，我的电话，我发给儿子同学妈妈的信息，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更糟的是，我在走廊上直接问她们的时候，她们通常会顾左右而言他，有时则会瞪大眼，和一旁的朋友交流一个会心的眼神，无声地说着：“我的天啊，你相信吗？她还不懂吗？真够尴尬的！”每一天，其他妈咪继续当我是透明人，我才知道，在她们眼中，我和儿子是下等人，不能一起玩。我心烦意乱，陷入无比的低潮。
我看着学校操场，想着母黑猩猩的命运。被排挤的动物不会有好下场，我和我的孩子如果落入那种情境就糟了。没错，无视我的女人很恶心，让人很不舒服，我想戳瞎她们的眼睛；但某种程度上来说，我需要她们，我得融入。我的孩子需要朋友，需要和别人一起玩。我不能硬要儿子回下城区，而且就算带他回去，我的朋友也没有和他同龄的孩子，有的朋友甚至不生孩子。没错，我可以带儿子到公园或游乐场认识新朋友，这听起来像是个好主意，但上城区每个孩子都行程满满，一直到晚上睡觉才能休息，所以带儿子到外头认识陌生新朋友，大概也不太可能成功。除此之外，每当我用友善的态度接近儿童游乐场的妈咪，她们似乎觉得我是可怕的跟踪狂，或至少不懂社交边界。显然上东区的妈妈宝宝们，早就排好社会阶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她们的小宝宝还没大到可以穿着robeez<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8<i>童鞋出门之前，邀舞卡就已经满了。我太晚才抵达舞会大厅，无计可施。我的孩子真可怜，而且，没错，我自己也很可怜。我不想在接送儿子上下学的时候，像个灰姑娘。我必须努力喜欢学校其他家长，而且也得让她们喜欢我。
在被排挤的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变得很差——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恍恍惚惚，觉得脱离现实，脑子和身体分家，接触不到身边的人。一天晚上，我告诉先生这件事，然后才想起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读过这种症状。我碰上了文化冲突<icss="note"src="rbook_piew_ebook_pic162853740162853740164320210119174202igesnotejpg"data-der-atsid="5527c1c8a693e08405538b4990be0f060012976ed141"data-der-srcbackup="igesnotejpg">9<i>——人类学家、国外的交换学生，以及进入贵族大学的穷孩子，都会被这种症状所扰。先前我曾浸淫于许多外国文化，每次都有办法融入。我曾在联合国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帮忙写讲稿，还跟着各国外交官一起参加宴会，所以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缺乏社交技巧的人。我已经比从前注重打扮，而且一直很客气，到底那些上东区的女人还要我怎样？是我少做了什么吗？我少说了某句话吗？我试着不去想其实那些女人觉得我配不上。我告诉自己，就算她们真的那么觉得，我才不在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不再一头热想融入，而是默默观察。我虽然是个不安的、打不进圈子的母亲，但同时也是社会研究者。既然如此，那就开始研究吧。
在一旁观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根本没有人要跟我讲话。我观察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校外头总是有一堆开凯迪拉克的司机在等着，而且每个母亲都穿得非常正式，虽然她们似乎都没有在上班。每个人都赶着去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显然很重要的地方。打扮最隆重的人——脚踩厚跟靴或恨天高的那些人——把孩子送进教室后会大喊：“等会儿见！”我心想，她们一定是要到一个讨厌的地方会合。搭电梯的规矩是保持安静。某天早上，我因为送完孩子后要开会，所以没套平日的牛仔裤和薄上衣，头发也没绑成马尾，而是穿得较为时尚，头发也整理得比较有型，还化了淡妆；结果碰上两个一身装扮无懈可击的女人瞪着我出电梯，她们摆着臭脸，其中一人嘀咕：“那女的谁啊？”我头皮发麻。这是一个秩序颠倒的世界——学校的重点不是学生，而是学生的母亲。母亲们忙着抛出飞吻，与闺密亲密交谈，有时还不忘互捅个两刀。孩子则是母亲时髦装束的一部分，有如装饰品或配件，挂在妈咪结实的手臂上。母亲是一种让人可以炫耀的身份，能聊天的好友情谊则是稀世珍宝，只有少数几个人才配得上。
我还注意到，早上偶尔会有妈咪屈尊开口。她们会生硬地说一声哈喽，然后就立刻转身去和其他人说话。我第一个碰上的这种人是家长会会长——她是女王蜂里的女王。我一开始到学校接送孩子时弄不清楚状况，还以为那里的规矩类似工作场合或友善的鸡尾酒派对，居然胆敢上前自我介绍。天真如我，还以为既然家长会是学校的家长联盟，再怎么说，家长会会长都是家长会的正式代表。但会长看着我，就像看到一个因为喝醉而严重失态的人，似乎我伸手说哈喽的行为，等同在晚宴上喝掉一整碗拿来洗手的水，接着还脱衣裸奔。她的冷笑和挑高的眉毛似乎在说着：“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跟本皇后打招呼。”她不发一语，直接转身离去。我当场愣住，后来才明白，整所学校的女人几乎都像这个样子，只不过这位会长是更极端的版本。每个女人只对少数几个人打招呼，其他的人她们理都不理。
我发现那种你说哈喽时，最不肯打招呼、离谱到直接转身走人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名媛。我在时尚杂志上认出其中几个人。她们的先生是报上会报道的有钱人，或是我在广告业工作时知道的大人物。还有，我很快就发现，这些贵妇甚至不太和彼此说话，她们集中心力，只把力气用在争抢可以和某一两位或三位妈妈说话的特权。我在心中把她们抢夺的对象，定位为阶层最高的女性——那些女性显然财富比别人多，脸蛋比别人漂亮，表现比别人杰出，还有最重要的是，她们全都嫁给比所有人成功的成功人士——女人先生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评判指标。
我常打电话给好友莉莉。莉莉是全天下最冷静的母亲与优雅的女主人，她女儿和我儿子同年。我会告诉她我的近况，然后她会倒抽一口气，在电话上惊呼：“怎么可能！她们怎么会觉得做人可以这样！”我可以想象莉莉说那些话的样子。她此刻一定是在下城区的时尚设计工作室，她提醒了我，除了我试图打入的那个世界，天底下还有另一个我能理解的世界。宇宙中还有一个女人必须工作的世界，那里有同性恋与异性恋伴侣，而且大家口袋里的钱，不一定买得起世上每一样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轿车和司机。我和朋友坎迪斯喝咖啡时，她会高呼：“那种人真讨厌！”然后要我别再回想前一天的事。她会提起作家温迪瓦瑟斯坦的孩子跟我儿子念同一所学校，而她也有过同样的遭遇：“好多骨瘦如柴的女人，好多巨大无比的包包。”我们两人会一起大笑，我的心情会因此好一点，但转天还是得送孩子上学。
先生觉得我大惊小怪，夸大其词，一切只不过是女人家的小心眼。有一天，我又告诉他，我送孩子到学校时发生了什么离谱的事，他说：“拜托，哪有可能那么严重。”于是第二天我让他送孩子上学。那天他第一次见识到那群女人的恶行恶状，高呼：“那群女的脑子有什么问题吧，我跟她们说早安，她们连理都不理！”我幸灾乐祸地回答：“早跟你说了。”我们一起惊叹，那些女人认为只有傻乎乎的人，才需要遵守公民最基本的礼貌——别人跟你打招呼的时候要回应。她们比较高级，不必打招呼。
先生铩羽而归后没多久，某天儿子放学后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的朋友特莎邀他一起出去玩——他们要搭她家的私人飞机。我本来觉得这个邀约有点奇怪，也太奢华了吧，结果保姆莎拉告诉我，在儿子的学校，每个人都有私人飞机。儿子接到邀请，是因为每个孩子讨论自己的哪架飞机有什么优点时，只有儿子一个人说家里没有飞机。特莎因为可怜儿子，才邀他一起搭飞机。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但至少这是个开始，儿子做得比我好，已经有朋友了。
每天早上，我坐在长椅上，看着其他妈妈接送孩子上学，祈祷儿子和我能找到真正的玩伴。我想到脆弱的母黑猩猩和她们的孩子，也想到几年前我选修灵长类动物的社交行为课时，读过有关东非狒狒的研究。东非狒狒又名橄榄狒狒，是一种群居动物，一个群体最多可达一百五十只。由于公狒狒性成熟后便会离开群体，群体成员大多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母狒狒，她们组成紧密合作的社交网络，是真正的掌权者。东非狒狒群组成阶级严明的社会，阶层最高的母狒狒享有一切好处——比较好吃的食物、比较安全的睡觉场所、比较优秀的雄性“友人”与保护者（来自其他群体、被新群体接受的公狒狒）、众多交配机会，以及较高的成功生育率。所谓的成功生育率是指她们有更多可以活到成年的子女，而且那些子女也有后代。
阶层较低的母狒狒，显然也会想分到一点好处。她们可以试着在东非狒狒的社会中“抬高自己的地位”，方法是想办法服侍阶层高的母狒狒，帮忙照顾她们的孩子。阶层高的母狒狒会一而再、再而三赶跑趋炎附势的低阶层母狒狒，打她们、揍她们，甚至经常用危及性命的方式，攻击想当保姆的低阶层母狒狒。但最后，高阶层的母狒狒依旧会让其中一只低阶层母狒狒如愿以偿，允许她成为“代理母亲”一段时间。高阶层母狒狒刚生下的孩子或年幼的后代，将因此多了一位照顾者。低阶层母狒狒得以成为保姆后，就此被高阶层母狒狒“接受”，毕竟她们替女主人办事，女主人有人帮忙照顾孩子，更有机会帮自己和孩子找到更多食物，更能适者生存。此外，帮忙带孩子的低阶层母狒狒可以“保姆凭子贵”，仗着女主人的地位，在群体中获得更多势力、更多保障。位高权重的东非母狒狒，通过允许其他母狒狒当代理母亲，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其他低阶层狒狒。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在远离非洲大草原的纽约上东区托儿所大门内，我先生和我是低阶层的灵长类动物，而且我们的阶层带来了后果。父母在社会往上爬的过程中，孩子显然是他们的工具：“阿里的爸爸是对冲基金经理人。如果我们对阿里好，和他变成朋友，他妈妈就会和他爸爸提起老公的新创公司，那样一来……”有时候，低阶层母亲甚至没有这些算计，她们只想靠着有钱人的光环取暖，希望让孩子沾点光。我和先生新来乍到，帮不了谁的事业的忙，大家还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利用价值，所以迟迟未接受我们。在上东区，孩子的朋友和玩伴可以决定你的阶层，你的阶层会更上一层楼，也或者你会被拖累。你帮孩子找到什么样的玩伴，你就是什么社会阶层。如果你地位低下，你天真可爱的孩子也会地位低下。阶层令人焦虑，随时可能变动，导致母亲必须严格把关谁才是可以来往的人……同时也让她们到处哀求加入团体。